毕飞宇是个清醒、自觉的作家,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他一直保持着勘探者的姿态。从早期的“先锋”叙事到2000年《玉米》,再到2007年《相爱的日子》,毕飞宇实现了文学创作上的两次成功转型。这两次转型分别开拓了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乡村模式和城市模式。以《玉米》、《平原》为代表的乡村模式小说,发现了 70年代中期的“王家庄”,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重压下的生之辩证法”。在这里,日常生活与高调(政治)生活互相推拉、渗透。日常生活最血腥的真相是“人在人上”,高调生活最典型的表征则是“北京时间”,两者合力形成一股极权性的重压力量,将困于其中的囚徒彻底摧毁。酷烈的打击催生出了决绝的反抗,“平原世界”内蕴的抵抗力在重压之下反而孕育出最凄艳的生命之花。“平原世界”是沉甸甸的。以《相爱的日子》、《家事》为代表的城市模式小说,则发现了新世纪的“南京城”,其核心特征可论述为“身体的漂浮”。与“平原世界”相反,这里没有赤裸的欺压与精准的击打,重压消失了,沉重融化了。现代都市的绅士型人际关系“酥松”而“低温”,人们互不相关地漂浮着,彼此之间也无法真正沟通。人们看似活得轻松自在,却感受着失重后的钝痛,陷入了更大的习焉不察的生存困境——人原来早就已经无处安妥。从“王家庄”到“南京城”,从乡村模式向城市模式转变的过程,暗含着毕飞宇叙事姿态的潜移。从叙事视角、身份认同、小说语言等多重角度入手,都可以看出毕飞宇把原本非常强大的“我”压得越来越低,小说“个人身体”的在场感也越来越强。这也许和写作能力无关,却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深度表达诉求。在此过程中,毕飞宇的感官能力与精神视野得到了双重拓展,更促进了文学精神品质的提升。毕飞宇在抓取“重压”和“漂浮”两个核心元素的同时,并没有对城乡两种模式做非此即彼的清晰划分,城乡模式间的互植由此产生。这样做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则要结合具体情境加以考察。《推拿》是城乡模式共植的范本,而《相爱的日子》等小说也出现了因模式误植而引发的一些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