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总体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退休作为家庭成员从工作到养老的关键转换节点,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我国养老体系中,第一支柱基本养老占比较高,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不足。在第一支柱中,年满退休年龄的参保人员需退休,在微观机制层面,退休后居民生活方式会有所改变,最终影响消费和投资等经济行为。已有文献主要关注退休对消费的影响,涉及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研究不足。如果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产生影响,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越来越多居民步入退休,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深刻影响。研究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十分有意义。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退休是否影响家庭投资组合调整?如果影响,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家庭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积累的养老资产对家庭养老行为有什么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7年数据回答了上述问题。第一,本文测算了基本养老保险提供的退休待遇。在同一参数框架内以总替代率、净替代率、总相对水平、净相对水平四个指标为工具,利用精算模型测算城职保、机事保和城居保待遇水平。结果显示机事保最高,其次是城职保,最低是城居保。估算待遇水平为研究退休待遇、话语权与家庭投资组合选择打下基础。第二,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了退休、年龄和家庭投资组合的特征。在理论建模部分,本文将退休纳入到经典的生命周期投资组合选择模型,模拟了代表性个体生命周期的最优资产配置路径。实证部分,本文研究了年龄与家庭投资组合分布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投资组合和年龄相关。随着年龄上升,家庭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配置呈现“倒U型”分布,家庭流动资产呈现“U型”分布。家庭投资组合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周期特征。使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发现退休对丈夫养老保险为机事保的家庭,已婚家庭和关注理财信息家庭的投资组合选择有影响。第三,家庭投资决策是影响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的重要因素。家庭投资决策往往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夫妻之间话语权相对大小可能最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如何识别和度量夫妻话语权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强制退休制度所带来的家庭话语权改变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估计了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进而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退休待遇水平由养老保险类型决定。受退休待遇的影响,退休后夫妻收入相对水平改变导致夫妻之间话语权可能面临重构。研究发现:丈夫退休和妻子退休对家庭投资组合影响不同。在长期内,丈夫退休后已婚家庭投资组合中股票基金等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和持有比例显著下降,且妻子话语权越小丈夫退休效应越强。在短期内,妻子养老保险为城职保的家庭投资组合中股票基金等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和持有显著上升,且妻子话语权越大妻子退休效应越强。这可能因为家庭层面的风险厌恶水平由夫妻双方话语权大小决定,养老保险导致的退休待遇不同重构了夫妻话语权,使得家庭风险厌恶水平改变,从而影响家庭投资组合选择。第四,从养老资产的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对于退休前的家庭而言,主要采用精算方法估计家庭养老资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养老资产对家庭财富的积累存在替代效应。机关事业单位所提供的替代效应最高,城职保次之,城居保最弱。从投资组合中风险资产参与程度来看,养老资产越多的家庭保障程度越高,因而越愿意参与和持有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2015年养老金改革并未对养老保险为机事保家庭的投资组合选择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