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交往技术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也在“范式”(paradigm)的意义上改变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也就在“范式”的意义上改变了政府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背景，进而引发一场全球性的政府改革浪潮。在这一政府改革浪潮中，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有关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此起彼浮；有关政府管理创新的理论范式(包括创新的方向、方式与途径以及政府管理创新的价值选择)接踵而来。然而，长期以来，有关政府管理创新的判断准则，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没有形成一种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这种判断准则的缺乏导致政府管理创新，不论是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上看，都成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领域。如昙花一现般的大量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不断涌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日月”，可以说，是政府管理创新这一场景最为形象的描述。政府管理的理论者和实践者，常常因面临着如此变化不定的“政府管理创新丛林”而徘徊于左右维谷之间，结果是不时出现一些“伪创新”，即比传统模式在效率、效果与经济等各方面更差的“改革”。 本文站在马克思的吸取人类一切知识智慧的立场上，试图在总结和归纳政府管理创新的理论准则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目的是提出能够判断一种政府管理改革措施是否为真正的政府管理创新和“伪创新”的理论准则，以便从理论上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本文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讨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所指称的政府管理创新的方向及其局限性；第三部分讨论了公共性的性质与特征，第四部分提出了政府管理创新的几个理论准则；第五部分主要说明了罗尔斯的心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启发意义，最后是一个总结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