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纵观发展客观现实，无论是依靠市场力量还是国家干预都很难改变这一不平衡格局。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一个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因不同发展条件的制约而难以“俱乐部收敛”，相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甚至会不断扩大。一些地区无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发展环境的有限性，进行不合理开发甚至过度开发，导致工业低效-农业停滞-生态环境更差的恶性循环，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空间分布与协调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从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目标出发，回答“在哪里开发、应该在哪里开发和应该在哪里保护”等问题。　　 回顾相关文献和研究进展，从古典、新古典经济区位论的对称空间分布模式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模式，一直在力图构建一个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均衡理论。这一理论的发展，无论在区位影响单要素分析，还是多要素综合定量模型的建立方面，都是一个不断放宽假设条件、增加区位影响新要素、推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的改进和完善过程。到目前为止的空间均衡模式研究，大都局限于匀质(中性)空间的假设，没有将资源环境的地理条件差异性与空间人口、经济的集聚现象关联起来。随着资源环境价值作用凸现以及供给短缺问题凸现，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保障及制约作用直接影响到区域的增长质量及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地理分布的资源环境禀赋差异，作为地区差异与分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影响要素，有必要纳入空间均衡模型的统筹考虑之中。　　 基于对区域发展差异及其协调发展的认识，论文提出了空间均衡的内涵和模式：所谓空间均衡，并非空间均等，而是依据各地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条件和区位供给能力，进行经济社会开发与自然生态保护的活动和物品的合理空间配置，保障空间收入增长与生态保护的需求平衡；由此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分工协作，实现工业品和生态品的总体配置均衡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当然，这种空间均衡的分工仍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尤其当生态品不能体现交易价值而又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时，这种分工可能会带来发展的极化。因此，形成必要的分工约定以及合作、补偿、监督机制，有助于处理好区域极化与福利公平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分工格局取决于空间开发与保护的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而工业品和生态品的空间合理组合与配置受制于供给能力的地区差异，供给能力又受到各个地区比较优势要素及其向心-离心作用的影响和制约。论文设定了生态重要性指数、运输经济指数、资源保障指数、规模集聚指数、教育程度指数等作为工业品和生态品区位供给能力的解释要素，在分区要素定量化和综合集成基础上，给出了案例地区-江苏供给能力的空间分区，划分出优先开发、适度开发、适度保护和优先保护这四种工业品份额依次下降、生态品份额上升的类型，以此作为空间开发与保护职能分工的重要依据。　　 空间需求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总体上包括开发和保护两个方面。开发需求主要来自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保护需求则主要来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开发-保护的需求与供给能力的空间不匹配，往往导致空间失衡，开发需求过旺，超过供给能力，会出现开发过度现象，并往往导致环境安全风险；反之，则会出现开发不足等现象，影响经济产出。除了人类对资源环境认知有限等客观原因外，制度障碍是导致空间失衡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工业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干部考核体制、政府竞争机制以及资源环境价值及其计划配置手段，都具有开发过度的诱导倾向。　　 通过开发-保护状态与供给能力的空间匹配与关联分析，论文判断江苏空间失衡的问题。其中，优先开发地区的苏中沿江地区和适度开发区域的苏北沿海地区存在局部开发不足现象，可以适度增加工业品生产；优先和适度开发的苏南沪宁沿线地区大都属于开发过度，需增加生态品的配给，降低工业品的开发强度；部分适度保护地区不同程度地因过度消耗资源及生态破坏，存在着开发过度的倾向。　　 空间均衡的发展模式，需要一个引导、管制和平衡相结合的基本制度支撑，主要包括建立人口、土地、环境容量空间配置规则，产业的分区准入门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分类指导制度，土地、人口要素市场化管理机制以及包括财税管理、区域协作、监督惩罚等区域管理体制。从空间失衡走向空间均衡，则需要促进以工业化开发为主导特征的制度向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特征的制度框架变迁，而这一变迁在我国具有科学发展观理念以及各项法理的思想理论支撑。　　 总之，引入资源环境禀赋的地区差异性，进行空间均衡的经济分析是一项实践性、探索性较强的工作，存在较多需要完善和深化的地方，这也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