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初休养生息等政治举措的实施,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引起某些社会习俗的重大变化,如丧葬观念上,人们注重孝道文化,导致厚葬之风盛行。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平民成为社会主导阶层,平民地位的上升使原有的丧葬制度开始混乱,由此反映在随葬品中的改变是随葬礼器日益减少,随葬生活用器逐渐增多,用生活用器随葬的习俗盛行于两汉社会。陶屋,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用器陪葬品多见于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对我国汉代建筑构造的考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研究资料。建国以来,广东地区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且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屋。从出土陶屋的墓葬分布看,以现广州市为中心,其他地区如韶关、河源、佛山、东莞、惠州以及肇庆等地也有零散分布。广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陶屋包括单体型以及复合型等不同型式,大多为单独的院落或房屋,较少出现造型复杂的陶屋。从时间上看,广东地区出土的陶屋可分为两期,两期又划分为前后两段,陶屋流行时间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后期。就数量而言,广州地区出土的陶屋占据了广东出土陶屋的的绝大部分,且型式上囊括所有类型,而广东其他地区出土陶屋数量远不如广州地区,陶屋型式也较为单一,不同地区出土陶屋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先后关系。这说明,两汉时期的广州作为广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最早接受中原地区以陶屋随葬的习俗,随后这一习俗也不同程度地影响至广东其他地区。通过与周边地区对比发现,广东地区与湖南地区、广西地区出土陶屋之间虽小异但大同,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出土陶屋风格相差较大。首先,湖南地区出土的陶屋结构较为简单,除在郴州东汉时期出现与广东地区形制相似的干栏式陶屋外,湖南地区出土陶屋多为单体型陶屋和曲尺型陶屋,由此可见当时湖南地区陶屋的建筑水平和精美程度明显不如广东地区。此外,广东地区出土陶屋与同在岭南文化影响下的广西地区陶屋相比,广西地区出土陶屋的出现时间晚于广东地区,且在广西地区发现了未见于广东地区的吊脚楼式陶屋。长江下游地区陶楼的精美程度高于广东地区出土的楼阁型陶屋,这或许与其在地缘上更为接近中原地区有关。总体而言,同属长江以南的广东、广西与湖南等地出土的陶屋在形制上较为接近,都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结合本地环境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