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创建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文章的第一章研究了党的创建时期中国对阶级斗争理论接受的历史过程,是文章的核心内容。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同盟会成员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等人首先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其接受的主要渠道是对日本的共产主义著作的阅读与思考。然而同盟会成员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并不彻底,没有将阶级斗争理论投入实践。建党之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也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理论。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翻译进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系统地接受和介绍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这次运动让人们看到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可实践性,大大加速了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有组织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受众。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开始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家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积累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民主革命纲领,并最终在中共三大上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阶级斗争理论开始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党深入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使工人阶级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点滴改良、阶级调和,反对根本解决模式的阶级斗争。梁启超、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状况不适合阶级斗争,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黄凌霜、区声白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公开反对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他们从个人的绝对自由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第二章分析了中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原因。阶级斗争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中国人民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实现富国强兵与民族独立的目标。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期待视野产生了共鸣。同时,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尝试屡遭挫折,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的学习不断深入,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冲击了“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维,为斗争思维被国人所接受打下了基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作为建构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理性升华。已然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初期中国劳工意识兴起,开始产生独立的阶级意识。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展现了强大的阶级力量,并在工人运动中体现了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要求。这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被接受打下了实践基础。文章的第三章研究了党的创建时期中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之后的影响。在建党后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斗争整合社会资源赢得了革命胜利,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同时,党的阶级斗争实践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模式。按照血缘和宗法制度建立的传统社会模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关系。党的一系列整合工作提高了社会的运作效率,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然而,革命的成功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屡试不爽也让中国共产党对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狂热的崇拜和依赖。逐渐地把阶级斗争理论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宝。而党的创建时期党对阶级斗争理论本身也存在过度解读,这又加深了这种崇拜和依赖。建国以后,我党依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阶级斗争逐渐走向扩大化,并最终演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