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在村民自治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村庄中村干部工作行为有何差异，在外部条件(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府和村民激励约束机制、村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文传统)和内在因素(工作动机)等要素的影响制约下，村干部如何进行行为选择进而提高工作绩效的问题，即沿着需求——动机——行为——绩效的逻辑思路，分析村干部的工作动机构成、工作动机和工作条件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行为又如何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的问题。这一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全文共分7章，在实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了工作动机、领导行为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量表，采用了村干部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影响村干部工作行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假设工作因素、物质条件及其他制度因素均是相同的，那么动机匹配行为、行为等于绩效结果时村干部出任的条件和目标是男性、本村村民、在外村工作过、非农经历、较高的教育程度和中共党员，当选村干部更需要经济实力，“富人村官”、“村官谋富”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个人和村庄因素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村干部工作动力主要决定于精神需要，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务、文化水平、从业经历等人力资本特征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村干部的家庭、家族网络、社会交往关系等会对其工作行为选择作出约束，影响他们如何动员村庄资源、协调村民的活动、组织村民的利益等等，这种乡村逻辑的兴盛会延续和加剧村干部行为的差异性。　　 村庄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诱导了村干部相应的领导行为，领导行为是对组织激励机制和组织环境适应的结果。因为上级激励会带来村干部更高的成就和权力动机；村民的舆论监督形成的声誉激励能够激发村干部的成就动机，重塑魅力型领导，减少权欲型领导行为的发生；健全制度下的村规约束可以使村干部在权力和经济动机驱使下的行为更为规范，有利于增强村干部的归属感和外在认知。　　 沿着需求——动机——行为——绩效的逻辑思路，本文认为不同村庄类型下村干部的特制、角色、谋求的发展目标、与政府和村民的关系均不同，因此将村庄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来讨论可以更清晰地阐明村干部的绩效差异：①村干部看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在注重社会性收益的村庄，经济相对欠发达、传统文化保存较好、村庄规模较小，缺乏政府激励，但村民和村规监督约束力度较大，村干部具有更高的成就和归属动机，倾向于充当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人，容易形成“家长式”的统治模式，社会治理绩效相对较好；②村干部有稳定工资收入的村庄。这类村庄经济相对发达、交通便利、但传统文化被成文的村规制度所取代，由于村干部有可观的稳定收入而对未来有稳定的经济预期，村干部以更高的成就动机敏感应对制度安排，倾向于走村民直选的下层路线，竭力获取村民的支持，在协助乡镇行政工作时，不愿得罪村民，也不会因为乡镇的要求过分损害村庄利益，倾向于充当魅力型领导权威，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③村干部报酬主要来自灰色收入的村庄。这类村庄通常处于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缺乏村民监督和村规约束、乡村关系形成合谋的地方，村庄精英竞相争夺村干部职位，村干部上任后在权力和经济动机驱使下凭借其势力庞大的家族网络进行“寻租”，增强了权欲型领导的短期行为，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具有消极的显著影响；④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报酬的村庄。当村干部既不看重社会收益也木能从村庄中获取稳定的工资收入或捞取灰色收入时，村干部职位不再对村庄精英有吸引力，政府和村民的激励约束机制流于形式，由地痞充斥村干部职位，村干部的权欲型领导行为将对农村造成长期的严重损害。　　 提高村干部工作绩效的政策建议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推动村干部角色回归，调整村干部领导行为。甄别候选人的品质和动机，明晰村干部的岗位责任制，建立村干部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采取多种激励手段，对村干部的权力实行相应的制衡。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强化信息披露机制与信息沟通机制，加强对村民直选的监督和对村干部的离任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