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多个发达经济体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挽救经济，日本也在其列。在政策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后，日本央行开始了负利率政策的大胆尝试，成为亚洲第一家推出负利率的中央银行。而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密切，日本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动可能会给我国产出带来溢出效应。
　　作为最早提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日本的货币政策在长期以来都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各国学者多注重对日本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国内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方向进行分析，而关注货币政策对外国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且多集中于研究日本增加负利率政策之前的阶段。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增加了对日本负利率政策阶段溢出效应的研究，并从不同行业属性和不同企业规模的角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验。
　　本文首先梳理了低利率及负利率方面相关的理论基础，并根据M-F-D模型以及NOEM模型总结了日本低利率及负利率政策对我国产出溢出效应的渠道和方向。之后对日本在金融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历程和政策效果进行了总结。最后，对日本全面宽松政策CE、量化质化双宽松宽松政策QQE和负利率政策NIRP等三个阶段货币政策对我国产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实证部分共建立了9个TVP-VAR模型，首先以日本央行三个阶段的货币政策为自变量，探究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货币政策渠道、国际贸易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溢出的方向。之后进一步探究日本货币政策分别对不同行业属性和不同企业规模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1)日本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作用于国际贸易渠道来影响中国的产出水平，日本持续采取负利率和进一步的宽松政策可能对中国产出造成负向冲击；(2)本文发现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产出的溢出效应程度较大，而对我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溢出效应较小；(3)日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的扩张影响是有利的且程度较强，对大规模制造业企业的扩张影响是不利的且程度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