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东传的画谱、画作及画学著述推动了日本南画（文人画）的建立与发展。目前学界对于明清画谱在日本的流传与翻刻方面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成果,但于画学著述方面仍鲜有关注。而18世纪以来的日本,正受启于明清文学及学术思想,汉文学与实学的发展达到空前。此时南画家的目光也逐渐从北宋画论转移到明清画学著述,著述中所包含的南宗绘画理论、文人逸事、品评赏鉴都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画家对中国文人画的理解。谷文晁于1811年所撰《文晁画谈》便是如此文化氛围下的产物。从《文晁画谈》中可见谷文晁深知其寓目的明清绘画多出自中国二流画家,然而他却能在创作与经营画塾中,不断建构自己的文士底蕴,从而成为了关东地区南画第一人、江户画坛的领袖,并在此书中批评了前辈池大雅的笔墨问题。由此暴露的矛盾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谷文晁如何在其南画中体现文人性,又较前人在笔墨上有何精进?本文通过对《文晁画谈》和谷文晁南画作品,首先考察其在南画创作中构建文士风雅的方法,而后以他对南画前辈池大雅笔墨的批评作为切入点进一步考察谷文晁对文人笔墨的认识与运用。通过上述考察,本文关注明清画学著述是否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是仅停留于对《文晁画谈》撰写的影响,从而对比出明清东传画学著述、画谱、画作在给予其影响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