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制度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制度经过中国数千年的法律文化的变更、交融和扬弃，从亲亲相隐“原则”逐步发展为一个内涵丰富的亲属容隐“制度”。提出这一原则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亲情和家庭秩序，直到现在，我们对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当代刑事法律规范中的适用进行研究也是因为这一点。由于对封建法律文化的误解、国家集体主义法律价值观和证据制度对口供的依赖等原因，亲属容隐制度在当代中国刑事法律中严重缺失。这一境况与国外普遍适用容隐制度格格不入，而且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其“不合算的”。容隐制度的适用涉及到诸多刑事法律规范，以亲属窝藏包庇行为为例，如果适用容隐制度，则该行为应是无罪的或至少是减免刑罚的。亲属的窝藏或包庇等行为是自然的天性和亲情使然，更是在严密的成本效益衡量下的理性选择。得失计算之下，为亲属窝藏包庇是能够达到相对的效益最大化的，这样就使得窝藏包庇罪以亲属作为主体的立法受到质疑。如果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无论是加大犯罪成本或是减少犯罪收益，都不能降低犯罪量，那么这一刑罚就是无效之刑，亲属窝藏包庇行为犯罪化就是这种无效之刑。从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来看，亲属窝藏包庇行为是一种“经济”考量下的行为，所以应该设立亲属容隐制度；从成本-效益模型分析来看，改善社会稳定状况等影响亲属容隐制度实施程度的诸多因素能使该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将亲属容隐制度引入亲属窝藏包庇行为，即将这一行为非犯罪化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