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开始着手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政策经历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既反映了与中央政策的一脉相承,也适应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但是,在我国实现城乡融合这一目标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已成为了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而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困扰我国许久的“三农”问题,还能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助力。本文将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放在一个互动与协同的复合系统中,并通过对二者的协同发展进行研究,为制定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依据。本文阐明了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相关定义和特征,并介绍了普惠金融理论、城乡融合理论和协同学理论,为下文的二者协同发展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本文通过从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城乡融合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来分析二者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了有序度模型、耦合协调度和协同度模型,以深入探讨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并选择我国2010-2019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在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中,每万人拥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对与普惠金融子系统的贡献率较高,高达21.90%;在城乡融合的指标体系中,城镇登记失业率的贡献率最高,高达15.17%;（2）2010年以来,我国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的有序度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3）从静态层面来看,2010-2019年,我国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处于极度耦合状态,两者的相互依赖程度显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耦合协调程度不高,整体处于勉强协调水平,但两者的协调一致程度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4）从动态层面来看,2010-2019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处于协同发展态势,但协同发展程度处于较为低下的水平,两者之间的良性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建立;其中,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协同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充分说明了普惠金融和城乡融合的协同发展程度主要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后,针对如何提高我国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的协同发展水平,本文依据以上实证结果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一是立足县域,补足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的短板,其中包括扩大县域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加大县域信贷投放和建立县域普惠性农业保险体系;二是以普惠金融助推城乡融合,实现二者协同发展,其中包括以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助推城乡经济融合、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推动城乡人口、社会、生态融合、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空间融合;三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二者协同发展助力,其中包括激励要素双向流动和扣紧一二三产业融合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