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世纪,亚历山大里亚作为罗马帝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经历了一场民族与文明的融合。以希伯来为代表的东方的“启示”文化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理性”文化从本质上说是相互矛盾的,启示表征着神自上而下的浇灌,而理性表征着人自下而上的探寻。以至于基督教的早期教父德尔图良喊出“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共同之处?”这样的话。但是,当这两种文化相撞则必然要面临融合的问题。身处于这种融合中的早期基督教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面对异邦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希腊文明。如何促使这种融合?发轫于古希腊的寓意解经法成了促使这种融合的有效方法。　　 在这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犹太人斐洛与希腊人奥利金格外耀眼,他们都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名族大融合的熔炉。斐洛企图建立一种普世主义的犹太教,将希腊哲学纳入到希伯来的信仰体系之中,是一条哲学走向信仰的道路；而奥利金则是让信仰主动地走进希腊主义,则是一条信仰到理性的道路,具体而言就是用启示来回应理性在探索道路上的困境。最后,奥利金将希伯来传统和希腊文明归于基督教信仰,在他以后,两希文明的融合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无法规避的现实。奥利金为着基督教信仰而促进这种融合,他建立了一套复杂的思想体系,包括神学、哲学、释经学等；其中就两希文明的融合而言,寓意解经法最为关键。　　 奥利金使用寓意解经法对《圣经》文本进行阐释,将希腊的哲学与思想与希伯来信仰进行融合。他不是简单地用希腊思想来阐释基督教信仰,而是使基督教信仰主动地走进希腊思想之中。在对《圣经》经文的寓意阐释中,奥利金通过对诺斯替主义《圣经》阐释的驳斥,抑制了那些可能对希伯来传统有害的希腊元素,这在《(约翰福音)释义》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因此,以《(约翰福音)释义》一书为文本依托,通过对寓意解经的分析,可以阐释奥利金如何将两希文明进行融合的问题。　　 通过对影响奥利金的几件大事的研究,可以发现三个重要现象:一是,希伯来与希腊两大传统在奥利金那里处于两个“内核”性存在的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而奥利金需要做的是如何将二者进行必要的融合；二是,基督教教会对奥利金的几次谴责对其影响巨大,它不仅仅改变了奥利金作为基督教教会灵性领导人的地位,而且改变了他的神学架构与写作风格,并且影响了后人对他的评价；三是,在奥利金生活的年代,罗马当局并没有持续地对基督教施予迫害,此时,基督教享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这为基督教以及奥利金神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保障。这几个方面都在《(约翰福音)释义》一书中均有所展现。此外,《(约翰福音>释义》的写作目的和言说对象也表明《约翰福音》在奥利金那里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同时也是一部思想史文本,作为对希腊思想困境回应的文本出现。　　 寓意解经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斯多亚学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斐洛与奥利金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公元一世纪的斐洛使用寓意解经的根本目的在于用希腊哲学的言说方式建立一种普世主义的犹太教,让希腊主义走向希伯来信仰,这其实也是一种两希文明融合的尝试。在此过程中斐洛发展出了一整套寓意解经方法体系。斐洛在一个希腊哲学与希伯来传统构成的大框架下开展他的解经活动,在解经过程中遵循四个原则,使用两种基本手段,对某个主题一般分为四个步骤来进行具体解经。从斐洛使用寓意解经的目的以及历史事实来看,斐洛的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斐洛从希腊哲学阐释希伯来传统的角度出发来进行这场融合,他将希腊哲学作为一种质料,把寓意解经作为一种承载手段来塑造一种世界性的犹太教,这就是一条让希腊主义走向希伯来传统的道路。经过这种转化后,斐洛用寓意解经所承载的思想的弱点和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它没法回应当时希腊社会面临的问题。斐洛所给出的穿着希腊哲学外衣的希伯来的神,实际上是一种“柏拉图的神”,而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了。　　 斐洛所发展和使用的寓意解经体系在奥利金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同样是使用寓意解经,奥利金所走的道路却正好与斐洛相反,奥利金使用基督教思想来回应希腊哲学所遇到的困境,使基督教信仰主动地走进希腊文化。奥利金将寓意解经作为载体所阐发出来的神,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柏拉图的神”,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亚伯拉罕的神”,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可以说,奥利金之后,两希传统的融合作为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实性的存在而存在了,此后的哲学或者神学都必须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回应当下的问题,再也没有所谓的单一的希腊主义或者希伯来传统。　　 在斐洛那里,寓意解经承载着整个斐洛哲学,而在奥利金那里,寓意解经承载着他的整个神哲学体系。通过对奥利金与斐洛所遭遇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认为奥利金对寓意解经的选择属于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奥利金首先论证了作为神言的《圣经》具有潜藏在经文底下的隐微大义,然后将《圣经》经文的意义划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即“属体的意义”、“属魂的意义”与“属灵的意义”；后期的奥利金则直接将这三重划分改为了两重,即“字面的智能”与“属灵的职能”。奥利金前后期对《圣经》经文的两种不同的划分,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即经文意义要从字面意义过渡到属灵意义；所不同的是,后期“两重划分”意味着后期奥利金完全取消了超越人之上的“理性”的位置,即所有理性都是人的,人从作为“大写的理性”的耶稣基督那里而有了理性。但是,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奥利金的经文层次划分的理论前提在于他所做的两希文化融合的努力,主要涉及到奥利金对希伯来智慧观的引入,改造希腊传统的智慧观,以及将思想的最高本质规定为信仰所做的努力。奥利金在使用寓意解经时遵循“唯独圣经原则”与“替换原则”这两大原则。通过“唯独圣经原则”,奥利金给出了一种对使徒传统的早期理解；而通过“替换原则”,奥利金对希腊主义面临的问题做出了一种回应,具体体现在“时间观”、“生命的定义”以及“真理问题”等方面。关于奥利金运用寓意解经的基本手段,可以将其归纳为“文本批判式”,“字面解经式”,“对话式”,“过渡式”和“排误式”等五大手段。　　 奥利金对诺斯替主义进行的驳斥也是其思想的重要一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诺斯替主义仅限于奥利金在《(约翰福音)释义》一书中呈现出来的诺斯替主义。奥利金对其进行的驳斥主要涉及他们的神学以及寓意解经思想上。神学上的驳斥主要涉及到诺斯替主义的“极端二元论体系”,“灵智救赎论”,“子与神的无独立本质论”,“灵魂转世论”等方面；在奥利金看来,诺斯替主义寓意解经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的“随意性”和“意义的无限延伸性”上。奥利金对诺斯替主义的这种驳斥实际上是对早期基督教中将基督教信仰完全希腊化之倾向的一种抵制,它服务于奥利金将两希文化融合与基督教信仰这一目的。　　 后来的基督教大思想家马丁·路德对奥利金寓意解经所承载的整个神学体系进行了批判。马丁·路德与奥利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不同,他的批判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寓意解经的确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天然缺陷。即使如此,奥利金思想的重大贡献也是不可否认的。经过奥利金的努力,基督教神哲学体系在奥利金那里首先得到完成,在奥利金体系形成约七十年之后,基督徒的数量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奥利金死后七十年,基督教也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奥利金去世之后,在他那里得以完成的寓意解经法在基督教内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解经方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马丁·路德时代。而经过奥利金寓意解经式的阐释后,作为思想史文本出现的《约翰福音》里呈现给世界的神是一位带有两希气质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