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之间的市场一体化会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让各个经济体获得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对于农产品的贸易更为显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于2001年11月正式开始建立，并于 2015 年全面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该自贸区建立后，中国-东盟农产品出口额迅速上升，东盟也在2013年正式成为中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并占据中国农产品总出口额的20%以上。可见，随着CAFTA协定的开展及深化，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谓找到了新的增长源泉，摆脱了过往对日本、香港及欧盟农产品市场的依赖。那么，中国出口至东盟的农产品价值迅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CAFTA的建立对中国增长的途径的影响是否一直相同，还是随着一体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却未引起当前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要回答上述问题，以 Melitz（2003）为首的新新贸易理论为此提供了研究基础，它将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可以有效反映出口增长的途径。集约边际代表的是原有企业出口量的增长，而扩展边际代表的是新企业进入市场带来的出口量增长，分别衡量出口的专业化程度和多元化程度。因此本文首先运用重新拓展的H-K 和Amiti&Freund 两种方法分别对中国-东盟农产品出口增长进行二元边际分解，发现对于整个东盟市场而言，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集约边际的拉动，而扩展边际的作用较小。根据扩展边际的两种分解结果，可以得出扩展边际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原有农产品出口至东盟中的新市场，而新农产品的出口几乎没有作用。该结果表明原有农产品在东盟各国新市场的出口接近饱和时，出口增长会出现疲态，也充分显示了中国-东盟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脆弱性。本文再以H-K方法对出口至东盟各国的农产品价值进行二元边际分解，结果显示在CAFTA成立后，原有农产品打开了越南以及泰国的市场，导致原有农产品的出口额大幅度增长，与上述推测相符。最后本文运用 STATA 软件建立长面板模型，着重探讨CAFTA一体化的深度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程度的自贸区市场一体化确实对中国-东盟各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有不同影响。较早期的一体化对集约边际无显著影响，而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随着自贸区向深度市场一体化发展，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显著正影响，并且影响幅度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