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正义性是司法正义的内在价值,既包括实体法的正义性,也包括程序法的正义性。仅有实体法的正义性,没有程序法的正义性,就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从而也不能保证法律正义的实现。减刑、假释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调动服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调控原判刑罚、维护监管秩序以及促进刑罚执行的经济性原则和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等均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出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我国减刑、假释中司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针对目前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我们需要通过对减刑、假释程序中一系列环节进行必要的重新设置,以保证在减刑、假释环节上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维护服刑罪犯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传统行政化决策”模式和“公示听证”模式虽然对于司法公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旧不能满足程序正义的基本标准,因此需要对减刑、假释程序进行诉讼化,即:将诉讼化形态引入减刑、假释程序之中。在借鉴国外减刑、假释程序成功经验基础上,在我国的减刑、假释程序中,一方面提升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权打破减刑、假释程序的封闭性和秘密性,改变公权力决定一切的不合理局面;另一方面改革现有的减刑、假释裁定的产生方式,以“两造对立、裁判居中”的诉讼格局取代现行的法院书面审理方式,这样不仅有利于大大缓解人们对减刑、假释程序不公的质疑,使得减刑、假释程序的公正性大为增强,而且增加了程序运作的透明度,提高了减刑、假释裁定的可接受性。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则作为法律监督者对减刑、假释的过程进行同步监督。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不仅可以通过程序的公开促进司法公正,而且通过扩大当事人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最基本的人权,还通过权力制衡来减少甚至杜绝减刑、假释中的司法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