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曾以对创作主体和创作观念的现代性追求而实现了对现代性话语的重建,文学也因深度参与了现代性话语的重建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领域思想危机和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新时期文学开始了“后现代转向”。韩东不仅是新时期文学“后现代转向”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以其诗歌和小说的双重创作实绩,还是这一转向的最佳体现者之一。因此,韩东具有与新时期文学互相阐释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韩东与新时期文学共生性的考察来把握韩东创作的价值,又以韩东作为个案来反观新时期文学的转变,揭示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演变的重要表征,以深化我们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演变的认识和思考。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韩东对新时期文学的继承与超越。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韩东都以对此前文学的“创造性误读”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他在朦胧诗的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却以对朦胧诗话语方式的消解而实现了对朦胧诗的超越;他的小说延续了其诗歌创作精神,以对此前小说创作总体话语方式的背叛、对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的继承与创新而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特色。第二部分具体阐释韩东的诗歌创作对新时期诗歌的意义,并以此来考察新时期诗歌的内部转变。韩东诗歌把此前诗歌所创造的典型形象还原为具体事物,把抒情主体从具有精英色彩的“大我”还原为世俗化的“小我”,并通过对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而获得了不同于朦胧诗的审美品格。通过诗歌的祛魅,他把诗歌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开始关注个人体验和日常生活。第三部分着重论述韩东小说对新时期小说的意义,并借此考察90年代的历史语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在90年代“历史终结”的语境中,韩东以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和叙事方式书写着对时代与社会的体验。韩东的“文革”小说不再致力于建构社会共同的想象关系,而是以儿童视角还原出长期被政治话语所遮蔽的日常生活;韩东的情爱小说解构了爱情至上的情爱神话,反映了在情爱意义消失后个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韩东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所面对的历史困境。第四部分分析韩东的叙事反讽及其对新时期反讽叙事的意义。韩东的叙事反讽包括叙事结构反讽和叙事形态反讽。叙事结构反讽使韩东的创作摆脱了集体话语的束缚,表现出生活本真、世俗的一面;叙事形态反讽又使他的作品由确定性走向可能性、由封闭性走向开放性。通过对两种叙事反讽的交叉使用,韩东作品的主题和情感态度变得非常暧昧。韩东使文学关注的焦点从宏大的社会生活转向个人性的日常生活,使文学表现的重心由集体经验转向个人体验;他的叙事反讽既使反讽叙事摆脱了对政治话语的依赖,又深化了反讽叙事的艺术探索。韩东个人化的创作倾向和叙事方式有助于新时期文学多声部对话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