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海外新儒学陆续传入,国内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逐渐兴起,曾经被视为反动保守的吴宓,在一些学者眼中成为拯救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也面临着被抨击和解构的语境。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吴宓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客观审视当下言说吴宓的真实意图。吴宓的文学批评历程,显示出他与新文学在总体思潮、个体作家和局部创作等方面的隔阂和误读,新文学在其视野里发生了全方位的的变形。首先,在新文学思潮问题上,新文化阵营极力证明新文学源自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变革;与此相反,吴宓拒绝传统因子的流变和更新,认为源于国外浪漫主义潮流的新文学割裂传统。他以笼统而又矛盾的浪漫主义概念草率的批判新文学,机械移植了新人文主义。他用菲尔丁和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和模糊的写实概念作为评判国内写实主义的尺度,走进“异元批评”的泥沼,与新文学产生隔膜,背离了自己标榜的批评标准。其次,吴宓与新文学家群体的文学论争,明确凸显了彼此的学术分歧和文化隔膜,清晰再现了在新文化运动逐步深入的语境中,一个保守的文化理想主义者淡然隐去的心路历程。新文学家革命化的政治倾向、商业化的写作模式和反传统的文化追求对吴宓保守的文化理想与编辑理念构成巨大挑战。他抵制变革的思维定势、坚持文以载道的“志业”理想和排斥新文学的办刊实践受到新文学家的批判和挤压,其文学空间和生存空间日渐逼仄,最终凄凉的安命西南。第三,立足于传统的道德理想和文学观念,吴宓对新文学创作的语言、题材利风格均有微词。吴宓成长和教育背景使其远离下层人民生活经验,并形成了传统的儒家道德、精英式的文学观念、深厚的“文言情结”和孤高的个性气质,这些原因加深了他与新文学创作的隔阂和错位。建国以后,汉字改革以及历次文艺界批判运动继续撞击着吴宓传统文学观念的底线,他逐步退让和妥协,最后走进追忆往事的自我封闭状态。至此,从吴宓一生的思想轨迹出发,梳理新文学在吴宓视野里的变形,探究他对新文学发生偏见、隔阂、错位的原因,有助于客观认识吴宓与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的关系。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回顾上个世纪新文学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同样企图在全球语境中构建本土文学和文化蓝图,竟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发展模式。当下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悄然兴盛而掀起的波澜,文化民族主义暗流涌动所产生的警觉,还是国学的高调提倡而引发的争论,都围绕着中外文化的对立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个核心主题。吴宓的新文学观不是个别的,也不是“五四”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站在今天的高度,既要重新评价新文学,也要重新理解吴必,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当下的语境与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惊人的相似,以至于今天依然处于和吴宓一样的历史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