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作家为黑人塑造的文学形象通常都具有善良、无知、乐观、逆来顺受等共性,这并非巧合,而是盛极一时的游唱表演对那个时代产生的深刻影响所致。兴起于十九世纪早期的游唱表演作为美国第一种盛行全国的大众娱乐方式,占据了美国娱乐舞台长达五十多年。作为音乐喜剧,游唱表演最突出的特点是白人演员戴上黑色面具模仿黑人滑稽的言行举止以取悦白人观众。这一表演形式对美国音乐、舞蹈、戏剧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成长于黑人和白人不平等关系之中的游唱表演从一开始就蒙上了种族歧视的阴影,游唱表演虽然帮助更多白人进一步了解了黑人文化,但表演呈现的是经过白人加工扭曲的黑人文化。正如喜剧面具企图达到的效果,表演对黑白之间的疏离隔阂产生了缓和作用,也开始显露出黑人文化在发展美国特色文化时的巨大潜力,但也引发了更加深刻的种族之间的身份认知及内部的自我认知问题,暴露出黑人身份的悲剧性。首先,本文梳理了游唱表演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突出了游唱表演在音乐舞蹈等大众文化方面对美国文化的重要创新作用,着重论述游唱表演如何对拉格泰姆、布鲁斯和爵士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游唱表演还推动了社会意识和文学的发展。在黑色面具的掩饰之下,白人演员在表演中更大胆地嘲讽社会问题,批评时政,涉及种族、民权、女权和贪腐等主题。游唱表演虽然对美国文化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呈现的扭曲的黑人形象深入人心,很多白人作家在创作时都借鉴了白人演员刻意营造的舞台形象,这与黑人日益觉醒的种族意识格格不入。因此,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本文分别选取了马克·吐温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吉姆的形象以及拉尔夫·埃利森代表作《看不见的人》中特鲁布拉德的形象作为说明,揭示出这两个形象与游唱表演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第二章中,本文从马克·吐温本人于游唱表演的关系展开论述,喜爱游唱表演的马克·吐温如何将其作品的主题、人物刻画方式和小说结构与游唱表演相互呼应。马克·吐温深受游唱表演的影响,其小说人物吉姆正如经典的舞台人物一样善良、无知,但却由黑人之口表达了对社会的批评讽刺。在第三章中,本文首先通过特鲁布拉德乱伦却得到白人欢迎这一情节解释了特鲁布拉德与游唱表演之间隐秘的联系,表现出这一人物的悲剧性;其次通过与小说主人公的对比,表明黑人像游唱表演那样迎合白人对黑人的预期无法实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的目的。《看不见的人》中的主人公历经磨难,发现了白人社会的虚假和丑恶,在布鲁斯和爵士音乐的帮助下意识到了内心的自我,抛弃了迎合白人的虚假面具,成为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之中提出的"新尼格鲁人"。拉尔夫·埃利森将布鲁斯和爵士乐视为黑人超越苦难的生存哲理,对黑人如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有重要指导意义。美国社会发现黑人音乐的巨大潜能最早就是由游唱表演开始的,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也由此开始。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创新性对比发现,受游唱表演影响,黑人的人性不但在社会中被漠视,在文学作品中也很模糊。马克·吐温笔下的黑人吉姆是白人作家塑造的典型黑人,不能反映黑人真正的人性。埃利森笔下的"无形人"却在黑人音乐的影响之下,通过反思获得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游唱表演固化了白人社会和黑人自己对黑人形象的认识,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学传统,但由此蓬勃发展起来的黑人音乐又有助于黑人和黑人作家重新定义自己,这种双重性昭示了游唱表演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