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是美国议员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议员中国观会对美国国会对华决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过去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对华决策的角度，很少从形象认知的观念视角深入探悉决策的根源。至于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本身及其生成机制，更是付之阙如。1989年以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加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议员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在美国多元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下，美国国会本身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中国形象。不仅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就是同一个议员，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因此，美国议员的中国观，应当从美国议员对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安全形象三个议题领域分别加以探讨。本文基本结构分为导论、五章和结论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阐述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章节安排、理论创新、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历史考察。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历史时期探讨美国议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历史考察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理想和现实、浪漫和幻灭之间摇摆。同时，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也受到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种族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历史上的现象，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中找到存在的痕迹。第二章分析美国议员对于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定位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依凭自己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不满，通过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塑造，建构出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形象——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国家形象。同时一部分极端派议员倾向于把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建构构成了美国议员看待中国的其它问题的基础。不过，在对中国政治形象总体负面的情况下，美国议员之间在中国的社会是否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以及如何评估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方面有着程度不一的分歧，从而在总的负面建构的背景下形成了几种关于中国政治的具体镜像。第三章探讨美国议员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美国国会议员在1990年代围绕最惠国待遇辩论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是分化的，主要在于对于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利。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正常贸易的一派占据上风。进入后PNTR时代之后，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议员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日渐强烈，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经济形象负面观感加重。不少议员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大打“中国贸易牌”，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第四章是美国议员对中国安全形象的定位。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军事安全的关注肇始于第三次台海危机的触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军事现代化正在取得迅速进步，将对台湾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并为此作了应对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美国国会内部既有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也有来自不少国会议员对这一论调的反制。近年来，国会“中国连线”和“美中工作小组”的成立，从非正式组织的视角，代表了美国国会内部两种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声音。这表明，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分化的。第五章是对美国议员中国观生成机制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议员个人因素。国会议员中国观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国际环境、选区利益、利益集团、媒体舆论、议员个人因素都会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在国会议员“观察中国”的时候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作用到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中国观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和具有多元性。本文的结论是：一、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中国观。在中美关系的不同议题领域，中国在美国议员的眼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象。二、美国议员中国观与“议题政治”联系紧密。三、美国议员中国观是国际一国内一个人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四、美国议员对中国的负面观念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