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愿景下,“亲、清”的政商关系成为了政策的一大落脚点,企业腐败、市场寻租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从目前来看,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政治生态改善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对政治生态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特别是对微观企业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不够深入。聚焦于经济后果而不探讨相互间影响的内在机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该部分的研究进展以及对未来现实政策的解释力。政治生态影响企业高管行为偏好,而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行为决策偏好的变化又将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企业行为作为企业高管意志的集中体现,反映了高管在多种相关因素作用下,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在政治生态环境改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如理论学习、政治教育等方式会改变企业高管权衡利弊的个人心理阈值;另一方面,企业所处司法、制度环境的改变也将影响高管的风险决策判断,导致企业的系列市场行为也发生相应改变。因此,政治生态改善这一外生变量,在给企业高管心理造成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也实际上给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等具体市场行为带来了改变,并最终影响了企业价值。基于上述主体逻辑,本文从宏观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经济后果影响的视角出发,拟建立以企业责任担当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来探讨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通过收集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下述结论:政治生态改善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有一个正向的直接效用;从企业的微观决策层面出发,为营造政治生态平衡所采取的高压反腐等系列措施,将在司法、制度、道德等层面形成威慑效应、规范效应以及说服效应,从而影响到高管个人认知或价值判断,降低其风险偏好而选择“责任、担当、奉献”的价值基调,伴随着高层的更加谨慎的决策态度和更有社会担当的企业管理行为。印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能够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同时也检验了企业的责任担当能够在政治生态与企业价值之间起到中介效应的假设。在此基础上,本文增加了对上述三个变量的线性传导式框架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压政策对于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程度会受到产权性质、法制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调节作用。在低法制环境和市场化条件下,企业处在良好政治生态中将得到更大价值提升空间;而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绩效受到的刺激增幅也更为明显。这为将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影响研究纳入宏观背景,考虑企业责任担当的驱动机制,开辟企业责任担当与整体价值的关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扩宽了宏观框架下对企业行为研究的思路,并在未来更好地结合宏观政策梳理经济动向、进一步巩固政治生态建设成果,加强我国依法治国、推进法制建设与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