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经济、产业、人口向沿海集聚成为区域经济布局的普遍规律。沿海经济社会发展与海洋已成为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其影响机理及复杂性不断演进和深化。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研究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湾区经济发展,必须考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三大主要湾区之一,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渤海是我国唯一半闭型内海,近20年来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引发各方面高度关注。自2001年以来,渤海海洋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探索启动-更加重视-综合治理-三年攻坚战”这样一个演变历程,治理手段从无到有、自海向陆、从单一到综合,不断强化、细化和深化,近几年渤海环境管控和整治举措可谓史上最严,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高强度的海洋环境规制必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尤其近几年来,环渤海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进程明显滞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长三角地区差距不断拉大。这一问题不解决,环渤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经济难有起色,渤海综合治理成效也无法持续。在其过程中,既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也需要环渤海各省市的同步协作。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角度来看,从渤海海洋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效应演变为出发点研究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样本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研究,丰富海洋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案例,具有积极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环渤海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协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为促进全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的路径,有利于为促进全国重点海湾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治理提供新的示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样本,以中央实施渤海综合治理特别是“渤海攻坚战”政策为切入点,选取相应实证研究模型和指标,分析自2006年至2020年15年间,不同时期实施的不同强度的海洋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分别测算海洋环境规制政策变化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业分工及区际经济联系的政策效应,研究其相互关系及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不同强度海洋环境规制政策冲击下,产业分工、区域协作对环境协调指数的影响和贡献情况。从而针对今后海洋环境规制持续加强、范围逐步扩大的大趋势,通过构建合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深化区域协作、优化产业分工等作用,推动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8章。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目的意义,梳理了研究思路和框架,概括了所用的方法和工具,提出了创新点和面临的难点、不足。第2章是研究综述和理论基础。概括了研究中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和主要理论,围绕研究涉及的产业分工、区域协作、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难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海洋环境规制、区域分工协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作用机理、传导路径等,并提出了本文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假设。第3章是环渤海地区经济—环境发展及政策演变分析。回顾了研究对象——环渤海地区的基本情况,梳理了环渤海地区环境治理和区域分工协作的历史沿革,并对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是后面第4-7章实证分析的基础。第4章是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分别使用环境协调指数EHI、系统耦合模型,利用2006-2020年环渤海地区4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增长和海洋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对环渤海地区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通过时间序列方式和分类方式进行对比,从而分析验证海洋环境规制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并获取最终实证模型中代表可持续发展的被解释变量。研究发现,2006-2020年,环渤海地区环境协调指数EHI大体呈“凹字”型分布,其中,2006-2010年是低水平耦合协调;2011-2015年期间,经济发展水平指数较高,水环境的耦合度随之升高,水环境质量处于较低水平;2016-2020年期间,受环境规制影响,水环境系统指数上升,两系统耦合度下降,但协调度上升,证明海洋环境规制对增强环渤海地区经济—环境协调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环境协调指数总体优于非沿海地区,但目前看,非沿海城市的相对高排放和低环境效率,或正成为加大渤海环境压力的重要因素。第5章是海洋环境规制影响下环渤海地区产业分工变化分析。在综合分析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比选取适宜方法和模型,对环渤海“三省两市”和43个城市2006-2020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产业分工水平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推演不同阶段、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政策效应及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对海洋环境影响最突出的8个主要制造业产业,研究其阶段性趋势变化及其演化路径,并获取最终实证模型中衡量产业分工的相关解释变量。主要结论是,京津冀污染整治和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等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不少污染行业的污染企业迁出区外。其中,沿渤海城市产业优势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1.0＞第三产业。沿渤海城市海洋环境规制应该在减少一产的污染物排放上加大力度,同时,进一步提升二产或三产的比较优势。第6章是海洋环境规制影响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系变化分析。运用引力模型分析方法,构建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估计模型,选取2006、2010、2015、2020年4个典型节点年份,从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随时间变化情况,对环渤海地区“三省两市”和43个城市区域联系强度变化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和强度的海洋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下,不同地区的区域协作水平差异变化,推演样区域协作水平变化规律和路径,测度海洋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政策效应,分析可能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最终实证模型中代表区域协作的解释变量。主要结论是,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协作总体趋于深化,城市对外联系度不断加深。特别是2016-2020年期间,省际协作有力推动经济联系活动突破省界限制。环渤海地区城市影响力差异结构演化呈倒“Ω”型,先趋同后分化,并进入平稳波动期（深度整合期）。但2016年后,沿渤海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趋于弱化、边缘化,内陆城市中边缘外围地区的区域联系强度有所上升。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协作关系与环境协调指数EHI变化具有吻合之处,特别是沿渤海城市与其它城市的差异受到政策冲击而发生变化,为利用准自然实验（双重差分）作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基础。第7章是海洋环境规制、区域分工协作对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运用准自然实验思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6-2020年间（T=16）环渤海地区43城市（n=43）的静态平衡短面板数据,对渤海海洋环境综合治理政策实施前后,产业分工指标、区域经济联系指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影响系数进行估计和检验,测度不同强度海洋环境规制作用下,产业分工、区域协作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果、机理和路径。主要结论,一是“十三五”期间实施的渤海环境综合整治政策,通过对不同类型地区（沿渤海城市、其它城市）的产业分工、区域协作及经济联系等施加影响,显著改善了渤海环境,推动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二是渤海治理政策下,产业分工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强化。同时,政策实施后,第二产业区位商对环境协调指数的影响系较实施前减少了一半,环境友好性提升。三是渤海治理政策下,区域协作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作用得到强化。区域联系强度对环境协调指数的影响减弱,说明非渤海城市受益更加明显。第8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结论,一是海洋环境规制通过对不同类型地区（沿渤海城市、其它城市）的产业结构分工、区域协作关系等施加影响,显著改善了海洋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环渤海地区正努力改变传统低效率-高污染的发展路径,走向专业化-生态化的高质量协同发展。二是渤海环境治理尚待进一步强化,修复和治理的任务依然繁重,以后将成为常态化措施。三是海洋环境规制明显影响了环渤海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和专业化,但在排放高的制造业流出区外的同时,产业升级未跟上;一产比较优势最高,但高排放问题重视不够。四是渤海环境治理促进了环渤海地区城市协作水平提升,但三大板块间的协作不够深入。京津冀区域的产业专业化分工水平较高、区域联系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与其它地区的经济联系偏弱,海洋对沿海地区的支撑呈弱化态势明显;环保政策对内陆地区重视不够,也将影响政策长期效果。五是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产业发展、区域协作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发展的手段去解决。渤海综合治理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手段,应当不断优化调整这一政策,更好地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渤海环境综合治理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对环渤海地区的影响为准自然实验,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规制影响的评价模型,分析了渤海环境规制对产业分工、区域协作以及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传统以相关性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相比,准自然实验的检验结果相对更加可靠,本文所取得的成果,能够对以往所取得研究成果进行有益补充。二是运用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系统耦合分析、区位商、引力模型、双重差分等分析工具,分别就海洋生态环境规制对区域产业分工协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目前环境学领域研究对环境治理、生态文明领域分析较多,但对由此引发的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产业分工协作等的影响分析还不够;区域经济学的一些相关研究注意到了环境规制的影响,但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关注不多,特别是对海洋环境治理对沿海地区区域发展带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认识不足,本研究力求从环境学和区域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深化对二者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三是采用部分一手数据,在实证中将分析精度细化至环渤海地级市和主要污染行业,这与以往研究相比更为精细化,有益于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治理现状进行更为精准的评估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措施。目前我国地市级的水污染排放数据未统一核算并公开,部分省份在统计年鉴中根据实际情况公布个别排放数据。地市级的产业数据统计和公布情况不一,且不同年度的统计口径也可能会有变化。因此,大多数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只能停留省际层面,这对研究结果的精度和针对性形成了很大制约。笔者借助多种渠道,获取了研究时段环渤海43个城市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收集了环渤海各城市海洋污染排放重点行业数据,其中一些数据尚未发现在相关学术研究中使用过,这对提升研究效果精度和提高政策建议针对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二:一是一些资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强,限制了部分研究内容最优目标的实现。比如,目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一些政策文件不对外公开,政策措施又分散在各级政府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发展改革、农业农村、海洋、渔业等各个部门,地方层面更加分散,因此,在对环境规制政策梳理过程中,很可能有一些重要的措施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难以对政策的纵向和横向协同作出定量测算;对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也可能存在获取不全等问题。另外,由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未全部公开,仅能从普查公报中获取海洋污染排放排位靠前的8个主要行业名单,但无法获得相关行业排放率变化情况,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提高实证结果精准性。二是实验深度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本文选择以政策为冲击的准自然实验来进行分析,以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本文通过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比较,有效排除了个体异质性对模型的影响,并通过了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和反事实检验,有效保证了实验结果的稳健性。但本文主要还是基于传统的短面板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如果能使用一些更新的计量模型,可以从不同视角取得更多新的或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也将是后续继续深化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