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先生在民国时期即是中国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阅读活动在其人生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顾先生对边疆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随着边疆危机的加重,阅读“边疆”“民族”类读物,逐渐成为其到1949年阅读活动的重要特点。目前,无论是阅读史研究,还是关于顾先生的研究,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前者比较缺乏以读者个人为对象的研究,后者则尚未从阅读史的角度来分析顾先生对“边疆”“民族”类读物的阅读。有鉴于此,本文以阅读史为视角,结合顾先生的日记、读书笔记、书信、文存等第一手材料,侧重于顾先生对“边疆”“民族”类读物的阅读,系统梳理顾先生的阅读历程,分析顾先生在不同阶段的阅读特点,深入讨论顾先生如何读书（阅读方式）、读什么书（读物）、读得如何（读者反映）。顾先生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受到家庭教育、私塾教育、新式教育的影响,培养了他对阅读的兴趣。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受毛准和章炳麟的影响,顾先生改变了阅读方法,并以做学问作为阅读的目的。大致而言,顾先生所阅读的读物种类,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及丛书类、档案类、地方志类、民众文学类、实物图象类、论著类、书信类、其它类等九种,而阅读行为则可以分为“翻书”“读书”“校书”和抄读四种,顾先生对阅读的反映体现在他的阅读笔记和研究论著中。民国时期,顾先生在早期古史研究中,已涉及边疆民族问题,但有意阅读“边疆”“民族”类读物,与其对现实中的边疆民族问题的感触和认识有关,1925年以后,顾先生逐渐开始关注边疆民族问题。1925年2月九世班禅晋京,顾先生目睹蒙古信众进京拜见班禅,有感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写了《我们应该欢迎蒙古人》一文。五卅运动爆发后,顾先生参加北京大学救国团,更激发了其爱国之心。北伐战争期间,顾先生南下执教厦门大学（1926年8月-1927年3月）,阅读《三民主义》,后执教中山大学（1927年4月-1929年2月）,与傅斯年合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举起西南民族研究的旗帜,推动有关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活动,这一时期他阅读有关滇黔、岭南“民族”类读物,但并没有参与调查活动。北归后执教燕京大学前期（1929年9月-1931年9月）,阅读有关黑龙江、蒙古、新疆地区和古代匈奴、鲜卑及南方“民族”类读物。1933年日本在内蒙古策划“自治运动”,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前往内蒙古巡视,受巡视内蒙古政治组成员谭慕愚之托,顾先生代黄绍竑写演说词、《内蒙巡视记》、改进内蒙工作建议等,因此阅读了大量有关蒙古的书籍。在此期间,除了边疆危机的刺激,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欲从分裂边疆着手,进而灭亡中国的企图,因而在完成任务之后仍延续对这方面读物的阅读。自1934年起,顾先生主编《禹贡》半月刊,同年还参与了平绥考察,与边疆民族有了实际接触,阅读有关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边疆”“民族”类论著。因受日本侵华的刺激,加之平绥一带实地调查的亲身经历,顾先生决心以边疆、民族研究作为自己的救国事业,学术价值观从“求真”转为“致用”。全面抗战爆发后,顾先生前往西北考察（1937年9月-1938年9月）,主要阅读有关西北“边疆”“民族”类读物,执教云南大学期间（1938年10月-1939年9月）,主要阅读有关云南的地方志,执教齐鲁大学（1939年9月-1941年9月）、任职重庆期间（1939年6月-1946年2月）,主要阅读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类读物。面对更严重的国家危机,加之考察西北的经历,顾先生与蒙、藏、回等少数民族密切接触,使顾先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妄图利用边疆问题造成中国分裂的野心。顾先生将这一时期的阅读成果,编入《浪口村随笔》,该书被辛树帜先生称赞为“宇宙间的瑰宝”,也被视为民族考古学最早专著。抗战结束后,因为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新疆“三区革命”和台湾光复的影响,顾先生阅读了有关蒙古、新疆、台湾的读物,或许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不再成为问题,而外蒙古、新疆问题,主要是外交问题,相较于抗战时期,顾先生对“边疆”“民族”类读物的阅读明显减少,同时其学术价值观又转向了“求真”。大致来说,1925年到1949年期间,顾颉刚先生阅读史最大的特点,是逐渐注意到现实中的边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对“边疆”“民族”类读物的阅读,尤其是日本在内蒙古策划“自治运动”以后。这是顾先生关怀现实,将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结果。自晚清开始,沙俄即致力于将蒙古分裂出去,苏联建立后延续了沙俄的政策,加上国人对边疆不大了解,以致到20世纪20年代,蒙古和内地及中央的关系仍面临诸多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先后制造东北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局势,受爱国心和责任感的驱使,顾先生改变观念,“致用”为先,以自己的研究来尽报国之责,实现救国之志。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危机已成过去,顾先生又改变观念,以“求真”为主,对“边疆”“民族”类读物的阅读遂逐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