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产业升级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如何让农民工彻底的沉淀在城市成为市民就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对农民工群体留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是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基于此,本文将在6个代表性流入地城市获取的农民工微观调研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相结合,从农民工的行为决策出发,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阶层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有助于明确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有的放矢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文章主要进行三方面的研究。首先,在明确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研究及构建农民工效用两阶段理论模型,分析了公共服务对留城意愿的影响机制;其次,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挖掘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况及留城意愿现状,揭示其资本缺失及面临制度壁垒桎梏的循环困境;最后,利用阶层线性模型（HLM）实证分析了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考虑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情况下,一是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二则是从微观层面结合个体对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检验了公共服务的数量与可及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实现了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结果的相互佐证。理论研究表明,家庭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会更加重视子女的发展前景,迫切地需要公共服务资源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保障。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及政府职能的缺位导致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进而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与效用。通过构建农民工效用两阶段模型可知,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公共服务资源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对当前没有子女或子女均已成年完成了基础教育的农民工来说,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于当下或将来有子女上学或医疗保健需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影响更大;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尽管部分农民工子女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享受当地的公立学校资源,但仍未能抵消城市基础教育资源的正向吸引力,即公共服务资源确实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从微观层面考察的个体主观评价即满意度与分析宏观层面的地方公共资源供给状况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较为一致,结果稳健。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首先,在梳理出公共服务如何影响个体效用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民工效用两阶段模型提出理论假说,后将实地调研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相结合来佐证理论假说,为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以往文献多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可能会产生偏误与无效估计标准误的情况。本文为克服传统研究的不足,采用了阶层线性模型,试图从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分析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此外本文通过引入户籍门槛控制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并从微观层面进一步检验了公共服务的数量与可及性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