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权力-话语和主体,是通往福柯文学思想的三条核心路径。福柯早年热衷于语言研究,以此建构了文学语言论,并论述了文学的诞生、本质、行动和审美四个维度。文学起源于语言的自我言说,依靠拟像和重复不断逼近自身的本质。外界思想为文学语言的折返运动提供驱动力,僭越则是语言抵达外界的文学行动。这一切最终激发出疯癫和死亡的极限体验。可以说,福柯前期的文学观是先锋文学和非理性哲学交合的产物,具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在制造别致美学的同时也陷入了语言的迷思。从60年代末开始,福柯的研究视角从语言转向话语,发现控制话语生产、传播的程序是权力。他用谱系学批判传统权力观,提出了由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组成的现代权力,并从五个方面把握它的总体特征。接着,用权力-话语理论考察文学的政治功能。这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统治权对文学的压制;二是非文学文本中的现代文学发生学语境;三是现代权力对文学外部体制的建构;四是文学话语范式转变背后的权力策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政治学转向,但也存在着泛政治化和审美边缘化的困境。而主体问题则贯穿了福柯思想的始终。福柯早年致力于解构先验主体,之后在对作者的思考中转变观念。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他返回古希腊罗马社会,在古人关怀自我的伦理学中找到了主体的诗意栖居之所。他提倡个体像艺术家一样生活,构建自己的生存美学,并希冀在文学阅读和书写的修身实践中重塑人的精神和肉体,建构完满的伦理-审美主体。福柯晚年的伦理学一改其之前激进的解构主义者形象,呈现出他关怀灵魂、精神和身体的建构的一面,在后工业时代凸显了关照现实的意味,具有普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