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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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资管产品刚性兑付问题的探讨伴随着资管行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初资管行业的起步到2010年左右资管行业野蛮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其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主体对于刚性兑付这一行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要求对资管产品展开严监管,并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刚性兑付,《九民纪要》针对于《资管新规》之规定做出了部分回应,但其仍有空白与模糊之处,所以目前对于刚性兑付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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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资管产品刚性兑付问题的探讨伴随着资管行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初资管行业的起步到2010年左右资管行业野蛮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其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主体对于刚性兑付这一行为的看法也各不相同,2018年《资管新规》的出台要求对资管产品展开严监管,并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刚性兑付,《九民纪要》针对于《资管新规》之规定做出了部分回应,但其仍有空白与模糊之处,所以目前对于刚性兑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学界与实务界至今无法达成一致,监管优先的思维也阻碍了对这一行为深入的类型化研究和法律分析。本文认为对于刚性兑付这一商业操作来讲,较为合适的研究思路是以刚性兑付的认定作为起点,在确认某一具体的兑付操作是否构成刚性兑付行为之后,进一步去判断该行为的效力及法律后果。所以首先应突破刚性兑付的形式,在对刚性兑付进行类型化区分之后,抽丝剥茧提炼出刚性兑付的识别规则,由于刚兑行为更多是资管业务整体经营方式的一部分,而非孤立存在的行为,同时实践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所以应当通过一个确定的识别规则去伪存真,对真正符合“刚性兑付”要件的予以打击,对某些具有“刚性兑付”外壳,但实质不属于刚性兑付行为的予以保留,进而达到保护金融市场创新,解决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分为四章进行论述,各章简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了目前关于刚性兑付行为的立法规定,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信托法》、其他金融监管法规以及有关的监管政策和指导文件,对刚性兑付这一行为的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监管规章和政策文件做系统的梳理,其目的不仅在于条文规定本身,更在于立法背后的逻辑与思想指引。在梳理完法律规定后,结合目前司法实践与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结合目前金融市场资管产品中乱象,总结归纳提出共性问题。在第二章中,本文总结归纳目前金融市场存在可能涉及刚性兑付的,较为典型的资管产品约定,尤其是判决书中被司法实践认定为刚性兑付行为的典型情况,归纳概括出刚性兑付的类型以及构成要件,从刚性兑付行为约定的主体、刚性兑付的时间、刚性兑付的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刚性兑付作出类型化区分,将实践中常见的兑付行为区分为应该打击的刚兑行为,和被错认为是刚性兑付的正常商业兑付行为。同时在对刚性兑付行为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抽离出刚性兑付行为识别认定的普通规则,本文该规则归纳概括为:利益规则、时间规则、主体规则、举证规则。第三章在对刚性行为作出分类与识别之后,进一步讨论刚性兑付的效力,效力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刚性兑付的效力范围,由于《九民纪要》与《资管新规》的规定,目前司法与监管持刚性兑付行为无效的观点,但兑付行为被认定为刚性兑付后,无效的范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通说,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无效的效力范围分析,应当严格区分刚性兑付行为的效力与信托行为的效力之间的关系,进而区分刚兑约定效力与资管产品合同效力,不应当一刀切认定无效。在本文最后一章中,讨论了刚性兑付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的问题,在第三章讨论的基础上,责任承担按照部分无效说(即仅有刚性兑付约定无效)和整体无效说(刚性兑付约定同资管合同一并无效)两种效力范围区分方式分为两种承担路径,根据路径的不同区分对待承担不同类型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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