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文献记载的西方历史中,翻译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代。从西塞罗、贺拉斯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可找到关于翻译相关论述。然而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众多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围绕着“怎么译”的问题。即,在这漫长的两千多年里,西方翻译学者们一直关注着与翻译行为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如“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等。其中大多论述出自其自身的翻译实践和体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如尤金·奈达、纽马克等人,他们的研究跳出了经验层面,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切入翻译研究。自此语言学派开始在翻译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翻译甚至被纳入语言学范畴,被当作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的一个分支。然而这种对文本对比和语言转换的研究范畴,极大地限制了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翻译界的“文化转向”则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始于霍尔姆斯的文化学派研究者们,以对翻译研究的独特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其关注的重点也从“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为什么这么译”等问题上来。翻译不再被仅仅视为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媒介,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和文化以及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成分即译者等诸多制约翻译的因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目的、策略和技巧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语言能力等对译文的面貌产生重大的影响。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解决翻译困难、到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在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翻译理论中有关于译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深厚的体系。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还是翻译评论中较为关注的话题,而较深入的探讨则停留在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建构和颠覆文化的作用这一层面。译者在翻译的超文本中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身份。从译者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建立自己专家型译者的地位,提出独特的翻译原则来强调自己的译者身份,以及通过迎合读者来巩固自己的译者身份。因此,本论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较为深入地描述译者及其主体性的工作机制,从而推动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进一步理解。《傲慢与偏见》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众多精品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一部小说。它通过众多中文译者的努力和多部汉语译本在中国读者中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其中,王科一先生和孙致礼先生的译本最具特色。一个洒脱、简洁、地道、流畅;另一个忠实、准确,充满异域风情。本文以两位译者为核心,从影响译者主体性的主观因素等方面探讨译者的翻译行动,从而指出这些主体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其对翻译结果即译作的影响不容忽视。本论文共分三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论。正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作者介绍了译者的角色和译者的主体性。其中第一节叙述了译者角色的演变,由于文化转向而使译者从传统角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第二节深入地探讨了译者的自我意识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第三节详细地介绍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初步的定义。第二章讨论了在翻译《傲慢与偏见》的过程中,从译者本身的角度看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包括了:译者的成长经历和个人能力使其运用不同的技巧从而对译本产生影响;译者的目标、功能、意图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因此决定的翻译思想和策略对译本的影响。第三章从客体即特定文学译本内容的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两个译本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对不同翻译文本案例的评论。包含三个角度:一、语言形式和结构,二、文体风格,三、跨文化交流。最后,是本文的结束语,对论文的全部内容进行简要的总结和概括。指出了本研究的核心命题:翻译是一个由活生生的人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占主导地位。翻译是具有不同成长经历和语言能力的译者对原作进行的主观性阐释,译文是译者就翻译思想、翻译目的、策略和技巧等进行选择而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