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有呈现。李佩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书写进城问题，并持续至今。本文在“城市异乡者”概念视域中透视李佩甫的进城文学作品，着重在对于“异”的把握中关注现实身份和精神游牧这两个层面，将进城者的奋斗之路与心理状态纳入进来。以《羊的门》为界，将李佩甫的创作分为前后两部分，本文力图分析归纳创作特征的转变，并联系作家访谈和对话、他人对作家的印象，深入剖析其创作心理和文学理想。最终将李佩甫的“城市异乡者”书写及其价值观问题放到更广阔的思潮和谱系中进行探讨，既对李佩甫的作品及其价值观做一个相对全面的关照，又讨论了李佩甫的创作经验对异乡者问题的意义。
　　第一、二章重视对于作品情节、形象的谱系性梳理。第一章权力城市与乡村恋歌，聚焦李佩甫前期创作。此阶段在城乡关系上，二元对立的框架较为明显，城市表现为可憎的面目，而乡村占据着道德优越感，整体上呈现出一个精神还乡主题。内容上，城市所具备的更多现代化的功能和特质尚未被纳入，对城市生活的书写聚焦于官场风云。第二章欲望城市与家园沦落，聚焦李佩甫后期创作。这一阶段，城乡对立有所缓和，城市生活的书写更为丰富驳杂，人物对城市的心态由怯懦转而征服。乡村由于道德失范而不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乡村情结仍然挥之不去，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而存在。
　　第三、四章则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背后的价值观问题，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推动了这样的书写及其转变。第三章文化守望与疗救难题，李佩甫作为情绪型作家，写作是一种真诚的共情，且他生长于平原，对其有着深切厚重的眷恋与温存。故而他的作品一方面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广袤土地上的人与事，另一方面因难以抽身俯视与冷峻批判，而呈现出价值判断的软弱，这与他的疗救意识之间存在明显裂隙。正是这种裂隙，使得他的书写呈现出含混性。第四章精神危机与进城困境，联系90年代启蒙危机、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禁锢、城市书写的文学渊源，分析李佩甫小说含混性的历史坐标与他的独特贡献。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资源，但又显示出现代意识的滞后，城市书写因城市化进程的复杂与对城市的经验性理解而缺少清晰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理性。故而李佩甫的含混与羸弱本身就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而他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下，不是确定的意义而是追寻意义本身，让人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辉不灭，而期待“城市异乡者”身上不断衍生出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