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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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征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最根本的方法是在能源结构上转型。中国一直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中国积极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取得一定的成效,化石能源消费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清洁能源消费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但是,还要看到当前中国清洁能源的使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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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征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事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最根本的方法是在能源结构上转型。中国一直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中国积极推进能源消费革命,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取得一定的成效,化石能源消费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清洁能源消费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但是,还要看到当前中国清洁能源的使用规模、使用比例依然不高,煤炭及石油消费仍占主导地位,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任重道远。伴随着国内绿色金融的兴起,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能源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发展成为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转型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出发,研究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从金融发展角度寻求化解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困境的新思路,促进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本文首先系统梳理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研究成果,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寻求切入点,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其次,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出发,探讨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理论机制;再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基本现状进行描述,为本文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然后,运用1998-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角度构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以经济增长为门槛变量,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探究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门槛效应和地区差异;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对化解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困境提出相关的可行性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结论主要有:第一,从国家整体层面看:(1)由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2)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无论经济增长处在什么区间,金融发展规模对能源消费结构始终为优化作用,当经济增长位于低水平区间时,金融发展效率对能源消费结构为负效应,而当经济增长越过门槛值处在高水平区间时,金融发展效率对能源消费结构为正效应,利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并且此阶段金融发展效率的优化作用远远大于金融发展规模的优化作用;(3)目前仅有少部分省份位于经济增长高区间段,金融发展效率强大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作用尚未发挥。第二,从国家区域层面看:(1)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结构的门槛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为单门槛效应,中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双门槛效应;(2)在不同经济增长区间内,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不同地区可根据所处的经济增长区间,选择不同的政策着力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角度出发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改变以往常见的单一金融发展衡量指标;第二,本文首次对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结构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展开研究,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为门槛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门槛效应,富有前沿性;第三,本文还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差异分析,探讨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地区差异,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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