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小说审美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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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当代小说批评的方法与话语体系呈现出一种整合动向,即以审美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为核心,发挥其各自优长,在动态调整中互相调适和补充,从而建构起一种所谓“文化诗学”的批评体系,并渐呈兴盛趋势。作为这种正处于建构阶段的批评方法与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卓然独立,取得了显著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历史批评占据绝对主流,审美批评已然消歇。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审美批评从复苏走向复兴,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评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留下了足以为后来的批评方法和话语体系建构进行反思借鉴的理论资源。对1980年代的审美批评这份理论资源的清理、反思与总结,不仅有益于文化诗学的建构,同样也是对当前学界倡导的“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呼应,因而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新时期之初,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文学领域表现为全面振兴与复苏,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展现了全新面貌。由于小说已然成为现当代文学格局的中心,这种全新面貌也就集中体现在关于小说的批评中,即从日渐僵化乃至发展为庸俗社会学的社会历史批评,逐渐转向审美批评的复兴。小说审美批评的起始阶段,一方面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纠偏,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美学热、主体性等理论热点在批评实践中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新潮迭起、佳作频现的小说创作潮流的及时反应,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理论体系建构并不完善,特别是围绕“审美”的理论认识不仅众说纷纭,且存在不少含混模糊之处,小说审美批评尽管不乏开创之功,探索争议中也不无创新价值,但需要进行反思和清理,目的是为“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提供历史镜鉴。19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派”文学的勃兴,围绕小说技巧展开的审美批评异军突起,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自觉。其一,它接续193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1980年代之初,部分文学界前辈、理论家和批评家即呼吁重视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中的历史传统,在为“现代派”正名的同时,强调小说技巧在其审美价值实现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二,由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新潮理论的译介,诸多新锐批评家受惠良多,使关于小说技巧的研究和批评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有力的理论导引,逐渐步入了更具有理论自觉性和体系化的新阶段;其三,以马原、残雪、刘索拉等为代表的“现代派”和此后一大批受此影响的先锋小说家群体的崛起,以及这些作家对自身阅读与写作经验的总结,小说技巧批评不仅为现代派和先锋小说保驾护航,其自身也在与文学潮流的互相推助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作为审美批评的当然组成部分,1980年代的小说文体批评复杂而又多元。这种复杂性首先来自对“文体”的认识和界定。总括起来,当时理论界和批评界对“文体”有三种看法:其一,文体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其二,文体是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其三,文体即体裁。这些看法或者自说自话,或者有所论争,甚至至今未歇。“文体”概念和范畴的含混、模糊与多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体批评的总体成绩,当然,也为后来的“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留下了较大的学术探索空间。但值得肯定的是,尽管认识有所不同,理论界和批评界都强调“文体”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系,及其与文学语言、叙述方式、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也留下了值得尊重和借取的宝贵经验。199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文体批评和整个审美批评一样,逐渐式微,同时走上了与社会历史批评的和解与融合之路。研究1980年代的小说审美批评,不只是为了反思其历史演变与功绩,更是为了总结其现实价值和意义。当前,作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延伸,文化诗学的理论探索及其批评实践方兴未艾。在这里,审美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在超越了各自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走向了相互融合。审美批评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形式,而是植根于历史与文化;社会历史批评也超越了反映论,其核心理念“意识形态”也不局限于现实政治,同样朝向更为宽广的历史与文化,关注的是社会生活中与权力有关的更加广阔、复杂和深刻的文化现象。因此,“重建当代文学审美批评”并不是要回到1980年代的审美批评形态,文化诗学的建构实质上也是要在审美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的会通中,实现某种整合与融通,在动态平衡与互动调适中,推进当代文学批评的创新与探索,这也正是论文所要寻绎的理论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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