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事关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民生问题。当人们有稳定的工作时,生活幸福感就会提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良好的就业让人们有收入渠道,刺激消费使得国家经济充满活力。当经济形势良好时,社会的就业岗位和渠道就会增多。所以,劳动者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双向作用的,在世界上以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增长也是各个国家一贯采用的方式。然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改变以往重速度进入重质量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形势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强调以保居民就业为首的“六保”工作,而要实现保就业,就需要保企业主体。目前我国企业主体数量上亿,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单位,政府也大力推行与企业主体紧密相关减税降费政策。本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企业税负变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由于不同税种税基、征税环节不同,考虑税种在企业税收中的比例,本文主要分析企业所得税和企业流转税。此外,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本文按照上市企业中劳动、资本、技术三大生产要素投入程度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为三大行业,为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制定提供减税施力点和方向。首先,本文对相关文献和理论知识进行回顾。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不同性质的企业税负变化对企业劳动雇佣有不同的影响。在理论基础部分,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供给学派就业理论分别从工资刚性、税收负担对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两个理论表明政府应该合理地干预市场经济、实施适当的减税政策以缓解社会就业问题。此外,本文结合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对企业税负变化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进行分析。税收的收入效应会使得企业增加劳动投入而替代效应的效果则相反,所以综合结果主要依据两者抵消的净效应。在理论铺垫的基础上为了检验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净效应,本文采用现实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行业异质性,本文采用K均值聚类法对上市企业按生产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类。经过分类后,本文对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按照总样本回归和分组回归。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又采用了改变因变量计量方法和加入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上市企业样本的实证回归结果结合理论分析,本文的结论为:（1）企业所得税税负上升对企业劳动雇佣有负面影响;（2）企业流转税税负水平变化与企业劳动雇佣水平变化方向相同;（3）企业所得税负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中有差异性,对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效果大于资本密集型行业;（4）企业流转税税负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中也有存在差异性,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效果大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在结论基础之上,本文认为为企业减负可以有助于激发企业潜力、改善社会民生问题。而且考虑到行业之间的异质性,结构性的减税政策更为有效。所以为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本文在税收政策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扩大税收优惠减免,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2）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流转税比例;（3）实施创新发展税制,支持技术密集型企业发展;（4）完善劳动人力税制,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实力;（5）优化鼓励性税收政策,引导资本密集型企业投资。最后,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相较于其他研究从劳动供给侧研究就业问题,本文主要是从劳动需求侧分税种税负研究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企业税负变化对劳动雇佣的影响,为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提供参考。而且行业的分类采用多年度的数据而不是单一年度的数据,不仅能避免数据选择上的主观性问题,也能体现我国行业结构的动态变化。而本文可能的不足之处在于本文采用的是上市公司的数据,不一定能代表非上市公司的情况。此外,对于行业异质性的分类考量有不同的标准,进而可能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的行业异质性研究结论主要是针对企业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分类的样本而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