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学在清中叶复兴后，迅速发展，蔚然成风。这一学术大潮掩胁晚清，诸经之研究皆受其影响，《尚书》学自然也是如此。一批学者以今文经学的治经方法为指导，阐发《尚书》中的“微言大义”，辑考《今文尚书》经说，质疑汉代《古文尚书》，表彰《今文尚书》，由此形成了清代《尚书》学别具特色的一个派别。本文即以这一《尚书》学新派别为研究对象，围绕诸位《尚书》学者的相关著作与学术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期对清代《尚书》学、清代今文经学有更深入的思考。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清代今文学的复兴与《尚书》学的衍变。主要考察清代今文经学与《尚书》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今文学意识在《尚书》学上的体现。有关清代今文经学的诸多相关问题，学界看法仍未能达成一致。笔者综合各家之说，在对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历程作一番回顾之后，又尝试着对其学术内涵作了概括，认为它应该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发挥群经之“微言大义”;辑考、疏通两汉今文遗说;质疑汉代古文经之真实性。就清代《尚书》学研究重心的前后变化来看，在今文经学大潮影响之下，《尚书》学也相应地有了上述三个新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尚书》中“微言大义”之阐发。主要围绕常州学派的《尚书》学著作，对他们阐发《尚书》中“微言大义”的方法、特色进行考察，并揭示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常州诸子在阐发《尚书》中的“微言大义”方面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体现在方法上，还体现在成果上。他们对《尚书》经文作出全新的解读，得出新奇的结论，这是他们治经的一个特点。另外，他们的《尚书》学研究中还体现出以公羊学为根底、富有致用精神以及旁参宋学三个特点。　　第三章，《今文尚书》经说之辑考（上）。关注的是陈寿祺、乔枞父子辑考《今文尚书》经说的工作。陈氏父子在辑考《今文尚书》经说方面用力至深，成绩也十分显著，所辑《尚书大传》、《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广受赞誉，而《今文尚书经说考》更是因网罗备至而成为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辑佚工作是以表彰《今文尚书》为目的的，不同于专门辑佚家单纯是为了保存古书。《今文尚书经说考》在辑考《今文尚书》经说方面所体现出的理念、方法是陈氏父子《尚书》学最核心的内容。这些观点在清代多是极具争议性的，陈氏父子以之为指导辑考《今文尚书》经说，自然有难以令人信服之处。当然，这些观点并非陈氏父子所独创，而是多承自前人，尤其是段玉裁。　　第四章，《今文尚书》经说之辑考（下）。关注的是皮锡瑞辑考《今文尚书》经说的工作。皮锡瑞是清代今文经学的殿军人物，《尚书》学则是其主要的学术领域。皮氏治《尚书》，一以今文为标准，合于今文者发明之，不合于今文者驳正之。皮氏很善于做一些总结性的工作，也很注重继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这是皮氏治学的一大特色。当然，皮氏《尚书》学研究并非只是简单地继承前人，他更有超越前人之处，例如资料收集的全备，考证的朴实平正，以及在发明今文、讨论三家之异同方面，都有自己的突出贡献。　　第五章，汉代《古文尚书》之辨伪。清代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古文经典的辨伪，这一点最能体现他们的家派色彩。具体到《尚书》学而论，伴随着今文经学运动的一步步深入，一(干)今文学者对《古文尚书》的质疑力度也是逐渐加强，由早先的怀疑《逸书》十六篇，到怀疑东汉《古文尚书》，再到怀疑孔壁得书说。发展到最后，所有有关《古文尚书》的记载在他们眼中全不可信。他们还一步步“坐实”刘歆作伪之罪，其胆量和“打击面”越来越大，相应地，他们的门户之见也越来越深。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质疑《古文尚书》并非完全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出于求真的目的，他们其实是预先有一个宗主在心里的，那就是凸显《今文尚书》的优越性和可信度。这种理念是今文学家与阎、惠等人最根本的不同。　　清代今文经学影响下的《尚书》学是作为一种学术潮流存在的，面不仅仅是几个学术个案。这一派《尚书》学者口口声声要发明西汉《今文尚书》之“微言大义”，要恢复西汉《尚书》今文学原貌，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这一方面并非很成功。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有些学者治《尚书》好尚新奇，不落窠臼，例如常州学派;二是一些学者努力了，但由于材料不足、文献阙如，以致事倍功半，例如陈、皮二位。　　清代今文学运动之所以在当时影响巨大，主要在于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带给人们的冲击力。至于纯学术的研究，只是限于一些经师自己出于学术兴趣而为之，其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因而后世的重视也不够。今文经学背景下的《尚书》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纯学术的研究。但我们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则清代今文经学理应也包括这些内容。关注这一《尚书》学潮流，不论是对清代《尚书》学还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都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