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发展到新阶段，即在产业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尽管制造业工资水平近年不断上涨，但是沿海制造业发达地区仍然频繁出现“缺工”现象，甚至开始向内地蔓延。中国还存在相当数量需要就业的农民工劳动力，用供求理论几乎不能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因为供给不足导致劳动力短缺。本文设想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的供给，形成了企业缺工与新生代农民工“高流动”并存，就业摩擦加剧的现象。本文用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解释上述现象，为缓解产业升级背景下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提出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管理学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以效率为中心，将追求效率与效果、效益相结合，以协调为手段，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在宏观层次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创新及推动市民化进程的解决方案。在微观层次上通过剖析典型案例，研究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管理方式创新。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的理论分析。从外延和内涵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进行剖析。在就业类型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划为新型的正规就业。按“乡土”关系与“进城”最终状态组合划分，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划分成“离土—能进城—离乡”型和“离土—不进城—返乡（流动）”型。按照社会认同的选择划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有两个新群体，一种是融入城市青年的群体，另一种是与城市青年隔离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频繁的流动可以看成是改变其社会地位不合理性，试图融入城市青年群体的一种良性的尝试。在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中，传统的劳动经济学说假设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很难成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要引入政府与企业管理手段协调供给矛盾，推动劳动力市场向均衡方向发展。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多种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优化加剧了就业摩擦，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实现条件。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梳理户籍、土地、社会保障三大制度对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所形成的阻滞机制，根据制度创新趋势判断制度性阻滞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供给所起到阻滞作用正在不断弱化。教育制度的城市偏向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素质。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增加了交易成本，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还要靠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新生代农民工务工过程中的主观诉求表现在多方面，直接的工资性收入高低仍然是影响他们劳动力供给决策的首要内在因素。自我发展因素是促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深层次原因。向往城市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客观上阻碍他们彻底转化为产业工人。婚姻、家庭这些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务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女性农民工。第三，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市民化和企业管理变革三个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有效供给策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低人力资本价值影响了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人力资本产权的人身依附性和资产专用性让新生代农民工和企业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都有所顾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干预，职业教育改革要推动校企合作，职校人才培养模式要借鉴“双教师制”，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培训。在市民化方面，分析认为市民化制度、迁移成本因素、城市融入因素和家庭城市生存能力因素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要降低城市入户门槛和家庭的城乡迁移成本，要发挥社区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主导作用，要培养迁移家庭成员的城市生存能力。在企业管理变革方面，分析认为延续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人”假设的管理方式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助长了高流动性。企业要综合运用经济激励、工作激励和心理激励方式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积极性。企业通过构建长期心理契约关系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对组织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