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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对于职业女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本研究关注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变化可能导致的行为结果及其内在机制。根据印象管理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提出女性员工的生育意愿变化与其印象管理动机有关,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其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和逢迎行为等工作结果的变化。进一步假设,女性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调节其生育意愿与印象管理动机之间的关系。
本文通过问卷收集了172对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女性员工的配对三时段数据,并根据女性员工的生育意愿分为3类,无生育计划的女性员工数据67对,有生育计划的女性员工数据50对,已怀孕的女性员工数据55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由员工和其配对的领导分别填写,生育意愿、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由员工本人填写,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逢迎行为及印象管理动机由员工配对的领导分两次填写(领导在Time2的问卷中评价员工的印象管理动机,在Time3的问卷中评价员工的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和逢迎行为)。使用Preacher和Hayes(2004)的PROCESS方法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1)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印象管理动机呈正相关;
(2)印象管理动机中介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以及逢迎行为之间的关系;
(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调节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印象管理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于感知到较低水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女性员工而言,其生育意愿与印象管理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显著增强;
(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调节印象管理动机在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以及逢迎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当女性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较低时,中介作用显著;当女性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较高时,中介作用不显著。
本文通过问卷收集了172对企事业单位领导和女性员工的配对三时段数据,并根据女性员工的生育意愿分为3类,无生育计划的女性员工数据67对,有生育计划的女性员工数据50对,已怀孕的女性员工数据55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由员工和其配对的领导分别填写,生育意愿、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由员工本人填写,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逢迎行为及印象管理动机由员工配对的领导分两次填写(领导在Time2的问卷中评价员工的印象管理动机,在Time3的问卷中评价员工的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和逢迎行为)。使用Preacher和Hayes(2004)的PROCESS方法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1)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印象管理动机呈正相关;
(2)印象管理动机中介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以及逢迎行为之间的关系;
(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可以调节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印象管理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对于感知到较低水平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女性员工而言,其生育意愿与印象管理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显著增强;
(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调节印象管理动机在女性员工生育意愿和任务绩效、建言行为、助人行为以及逢迎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当女性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较低时,中介作用显著;当女性员工感知到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水平较高时,中介作用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