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供应链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更好依托供应链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手段。然而,供应链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和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直接的政策干预来激发市场主体开展供应链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供应链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并将其从企业微观应用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宏观政策的高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8年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实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该政策旨在总结、复制和推广最佳供应链创新实践,为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但总的说来,我国供应链创新政策尚处起步探索阶段,客观评估既有政策对微观企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就成为政府进一步完善供应链政策体系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尽管众多研究已经关注到创新供应链新技术、新模式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并提升企业价值,但鲜有文献从国家战略层面的供应链政策视角,深入探究政府对供应链创新的干预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的经济效果,以及政策的运行效果受哪些关键性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综合运用PSM-DID、事件研究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客观地评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实施对试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市场价值的影响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从产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冗余资源和供应链集中度四个方面识别影响该试点政策运行效果的关键性因素。结果表明:（1）参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的企业创新绩效得到显著提升,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且对非国有、成熟期、拥有较多冗余资源以及供应链集中度高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被认定为“试点企业”这一事件具有显著的积极反应,尤其供应链集中度高和成熟期的企业的短期股票市场表现更好。（3）参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也能提升试点企业的长期市场价值,且对非国有、成熟期企业长期市场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的贡献在于:（1）解析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经济效果的本质过程,较为全面地识别出影响其作用效果的关键性因素,系统构建并实证检验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市场价值影响的理论模型。（2）揭示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市场价值过程中的信号传递机制,拓宽了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范围。（3）从政府对供应链创新干预政策的视角,深化了对供应链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和市场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拓展和丰富了供应链创新相关文献。此外,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进一步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优化供应链创新制度设计,制度定差异化、精准化的供应链政策以及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撑作用以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