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是中国古代文学散文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奏议更是屡屡为人称道。而引《诗》入文也是我国古代散文创作的常见现象,肇始先秦,在西汉几近最盛。西汉帝王诏令、臣子奏议皆频频出现《诗》中章句,奏议尤甚。因此,本文在第一章概述奏议存录和《诗》学发展的基础上,将西汉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立足于西汉奏议对《诗经》的引用,逐一分析具体的奏议语境之中对于《诗经》的引用情况,并且根据奏议议论主题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整理,能够看出三个阶段引《诗》奏议的主题演变情况,亦分析三个阶段的引《诗》特征。第二章主要研究西汉前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从高祖到景帝历时六十六年,是西汉社会政治的上升时期,治理策略上的“饥饿”刺激了奏议文的创作。总结秦朝的亡国经验与为新王朝施政建言献策成为了此期臣子上疏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西汉初年的“布衣将相之局”和黄老思想的流行,奏议引《诗》用《诗》的现象并不广泛,不论是作者身份还是议论内容上,都呈现出“少而集中”的特点。第三章主要研究西汉中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内改制度,朝廷多事”,这样的大环境下,大臣、文士或发表政见,或上书自荐,奏议纷纷涌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前期被冷落的状态里挣脱出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相应地,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奏议中发挥其实用性,因为武帝虽将儒学立为官方学说,但“非真知儒术之人”,晚年更是轻信谗言,所以此期引用《诗经》的奏议多从如何当一个明君和知人避谗两个方面讨论。昭宣之交,如何面对昌邑王的荒唐无道成为重要的议题,汉宣帝在位期间引用《诗经》的奏议则多是针对具体的行政事务。相对于西汉前期,西汉中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数量有所增加,引《诗》奏议作者的政治身份更加多样化,奏议引用《诗经》时也出现了套语化的趋势。第四章主要研究西汉后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情况。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几个方面的原因,西汉后期进入了政治衰退期。元帝爱儒,在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儒学在西汉后期一家独尊。由于官员结构之中的儒生比例大幅度上涨和帝王的喜好影响,这个时期出现了几位大量引用《诗经》的代表性奏议作者:匡衡、刘向和谷永。匡衡引《诗》奏议纡徐舒缓,极少当面直谏讽刺,更多地是层层引导;刘向以引用《诗经》演说阴阳作为攻讦政敌的武器;谷永内容上对政治问题有选择性反映,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形式上则延续了中期套语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谶纬之风兴起,臣子的奏疏多援引经义,演说灾异,谈论民生,以谏国君。这个时期奏议引用《诗经》的数量剧增,呈现出重灾异而轻祥瑞、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几个特征。另外,在言说政治的引《诗》奏议里,引《诗》目的不再只是单纯地陈说政治观点,翼奉为代表的《齐诗》门人奏议开始在演说灾异的同时向帝王表述自己学派的学说。第五章研究西汉时期奏议与《诗经》之间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奏议文体对于《诗经》的引用是一种政治化的接受,代表《诗经》在西汉时期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的变化,政治风向的变化势必潜移默化影响到《诗》学阐释的趋向,奏议引用《诗经》在《诗》学阐释政治化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实践上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政治化先验之下的意义多向性特征,也直接影响了《诗经》的谶纬化阐释。另外一方面,随着儒学思想在士人群体占据主流,《诗经》引用数量的增多,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反过来影响奏议风格的变化,在西汉奏议文风格从疏直激切到厚重醇雅,从直谏到讽谏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