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天道观、人道观、天人关系和哲学方法论等方面对张岱年中国哲学作较为深入的论述和研究。 在天道观方面，张岱年首先对古代哲学家的天道观进行了梳理和评判。张岱年认为，有的哲学家把普遍规律抬高到物质世界之上，看作最高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于是成为一个观念的虚构。其实，道包含过程与规律的意义，这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使用的道、理、天、气等范畴和概念进行新的解释。同时，提出认为，宇宙是时间和空间，它是由事物构成的、处于大化流行状态。宇宙的变化分为三方面：“一变之事实，二变之规律，三变之本原”。宇宙变化包含三事。一、未来之转为现在；二、现在之化为过去；三、先后之相续。此三者皆可谓之变化。张岱年天道观，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哲学天道观，另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哲学的观点。 在人道观方面，张岱年从人性论、道德论、人生论三方面进行论述。人性论方面，他认为人性之实，有善恶之分，公私之间而已，大公忘私，先公后私谓之善，因此废公，损公肥私谓之恶。人有好公之性。人类在发行自然环境之同时亦必须改变自己的性情，然后可达到理想的生活。道德论方面，张岱年在改造和提炼儒家与墨家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了传统美德作为调整群己关系的准绳的内容，创立了与时俱进的新的道德理想，认为道德肯定个人的主体性，同时要求个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群与我的和谐统一才是新时代道德的基本精神。人生论方面，张岱年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称之为群已关系或人我关系。群已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张岱年提出了“理生合一”“与群为一”“兼和为上”、“义命合一”等命题。 张岱年在天人关系方面，通过详细梳理和评价古人天人合一学说，提出了自己在天人问题上观点。他认为，人类和自然界、自然界和精神，具有统一性。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虽然都服从于同一普遍规律，但是物理现象、生物现象、人类历史又各有其特殊规律，不能混为一谈。道德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但是服从自然规律的行为不就是道德行为。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道德原则是人们依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设定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他提出“动的天人合一”，认为以行动来改造自然，而达到天人的谐和；要改造自然，但不要毁伤自然。它既说明克服自然的必要，又指出乐天以不违天，与自然有机相协调。张岱年关于天人关系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张岱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特点，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形成一整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并结合中国哲学史对这些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 张岱年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享有盛誉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毕生追求的是创新中国哲学理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足以记录于中国哲学史册的贡献；他是中国现代少数自成一家的哲学大师；他的综合创新文化史观，使先生成为一名有着世界历史眼光的哲学理论家。 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将唯物辩证法用于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他提出“综合创新论”既融会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目的在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的文化观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将中西哲学之精华冶为一炉，建立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体系。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就是系统地梳理阐释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理论问题和概念范畴，建立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体系，突出地标示了气本论在宋明道学中、唯物论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存在和地位，并对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伦理观价值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辩证法对于哲学问题研究最为重要。 总之，研究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对于强调思维方式的创新、民族精神的创新;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和平等方面的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张岱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仍然有局限性，如，过分强调了阶级分析法和哲学党性原则，在今天看来，似欠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