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税罪是当前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种犯罪行为。1997年刑法对偷税罪重新作出了规定，在这些年的实践中，陆续暴露出其立法的矛盾和缺陷，助长了偷税行为的泛滥。这些矛盾和缺陷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对偷税罪客体的研究不够，忽视了偷税罪客体——税权对立法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力图以偷税罪的客体为全新视角，结合笔者参加税收工作十余年的工作实践，寻找我国偷税罪立法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造成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我国偷税罪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笔者认为，犯罪客体是指受刑法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因为法益是犯罪客体的价值视角，它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犯罪侵害的实质，符合我国的刑法和有关法律实践，同时也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法益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是上升为法律的利益，对具体犯罪来说，法益就是具体权利。 对偷税罪来说，其法益就是税权。税权，作为被偷税行为所侵犯的而又为国家刑法保护的权利，就是偷税罪的客体。因此，通过对税权的分析，就能够使我们弄清楚偷税罪客体的真正价值蕴涵。税权是什么?“税权”作为概念有很多纬度，但作为偷税罪客体的税权是指国家的税收收益权；税权是税收实体法上的权利，因为税收实体法是关于税收关系的当事者以及内容及纳税义务成立、变更和消灭的法律的全称，而税收程序法是指确定税收课税标准和税额及其征收的程序的法律规定。纳税义务是法定的，各种税收要素成立，税权就成立，偷税只是通过隐蔽、欺诈的手段，从根本上造成纳税义务不成立的假象，从而达到不缴或者少缴税收的目的。划清税权的外延对下面研究偷税罪很重要，这一点也是极少有学者提及的;从税收的经济本质考察，税收被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因此税权具有债权的平等互利的属性，即国家依据法律规定对纳税人拥有债权，在法律所定税收债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税收债权成立，税权具有浓厚的私权色彩。 刑法就是一部“法益保护法”，刑法法益具有决定刑法存立和发展方向的重要作用。税权同样对偷税罪立法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税权为偷税行为的选择提供标准;税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此对税权的保护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要切实保护税权，就要求我们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选择偷税行为;与其他刑事法益相比较的税权本身的重要性程度以及相对客观公正的衡量偷税行为对税权的侵害程度，对于确定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对于偷税罪的刑罚分量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税权的私权色彩决定了偷税罪立法要把经济方式的惩罚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要优先选择财产刑(没收财产和罚金)，而不是动辄处以自由刑。同时在考虑偷税罪的责任形式时要与行政法、民法取得比较好的协调。 我国对税权的研究不够，缺乏深度，从而导致在立法实践上存在诸多的盲区和缺憾。采用完全式列举偷税行为，使税权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这是由于没有认识到税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范畴;把“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列为偷税行为之一，混淆了纳税申报义务和纳税义务的界限，也不符合偷税罪欺诈性、隐蔽性的本质特征的要求，如此错误立法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忽视税权的税收实体法定位;为了将偷税行为对税权所造成的危害量化，采取了“比例加数额”的双重标准，既在大额纳税人与小额纳税人之间制造了不公平，又违背犯罪的基本理论和定罪的基本原则，反映不出偷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时由于其本身存在的立法盲区，导致司法实践的困惑;缺少免责或免罚条款，不给纳税人主动改正的机会，这种貌似刚性的立法对税权的保护实际上不是加强反而是削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认为，刑法第204条第2款把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等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行为当作偷税罪，混淆了偷税罪与骗取出口退税罪，实质上是混淆了税权与财权的基本概念，说到底是对税权的成立条件认识不足。 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关于偷税罪的立法，虽然其税制与税收理念与我国不一样，但他们立法中一些共性的东西，对我国偷税罪的立法还是具有借鉴意义:一、法定刑重罚金，轻监禁;二、以情节轻重来表述税权受损程度;三、不具体罗列偷税行为方式;四、处罚方式灵活多样。 我国偷税罪立法存在诸多的不足，那么如何围绕客体，来优化我国偷税权的立法呢?基于上面的论述，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在偷税行为的选择上，摒弃目前完全列举的方式改为采用非完全列举方式。在列举目前主要存在的几种偷税行为后，也加上一句综合性的语句作为兜底条款;二、在目前的“数额加比例”量化模式存在诸多弊病的情况下，舍繁就简，取消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标准，以偷税数额的多少为单一尺度，把偷税罪当成情节犯;三由于我国对偷税罪的处罚，无论是刑罚的确定性，还是刑罚的严厉性都存在弱化现象，偷税罪的罚金规定过于空泛。因此有必要适当缩小偷税罪罚金的处罚区间，将罚金的区间设为0.5倍以上到3倍以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