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能否担任普通合伙人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长时间内存在着争议,2006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后在实证法上正式宣告了公司具有担任普通合伙人的权利能力。但该法仅对是否允许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并未更进一步做出细致的规定,随着大量公司投资合伙并担任普通合伙人,越来越多的问题亟待予以制度性回应。本文在肯定公司成为普通合伙人合理性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当前实践和立法中所存在的一些困境,并结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民法等相关理论,考察外国立法经验,尝试为当前的困境提供有效的出路。文章第一部分围绕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合理性问题,从学理和实践两方面予以探讨。首先学理上而言区分了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的无限责任以批判公司合伙人有损于合伙无限责任的观点,阐述公司权利能力理论和资产信用理论为公司参与合伙企业提供理论支柱;其次从实践角度,综合分析了公司担任普通合伙的优点,并对国内外立法做出梳理,最后得出允许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是必然的结果。文章第二部分聚焦于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困境,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由于其性质与法律地位与合伙存在着众多差异,再加上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基本针对于自然人合伙人,因而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文章通过分析合伙与公司的特点以及现行法规,认为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时,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派驻代表监管以及实际控制人转变所导致合伙人实质变更等方面存在着困境。文章第三部分则针对第二部分中所发现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出路。对于债权人利益失衡提出引进双重优先权及债权人大会制度;对于二者管理模式的差异以及代理风险提出构筑公司派驻代表的信义义务,明确派驻代表利益选择;对于公司控制权转变所冲击的合伙人间信赖问题,则提出以控制人转移的告知与合伙退出机制加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