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吉益东洞的学术思想、其对药证方证辨证体系的构建过程等问题进行探讨,从而:⑴揭示东洞与我国医家在研究经方方药规律时所秉承的不同视角及其原因;⑵发掘东洞在确定药证和方证时的具体推理步骤和遵循的原则;⑶阐明辨方(药)证论治与辨证论治两种方式的异同以及互补关系,从而为经方的临证应用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方法,借助科学哲学、逻辑哲学以及社会文化思想史比较法进行研究。第一章参考《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借助中华医典的检索功能,从本草学著作入手探究我国医家在研究经方药物规律时所显露的药证萌芽,特别关注各部著作“序言”中著者的编撰主旨,以揭示我国医家对经方药物的研究取向;第二章利用吉益东洞的有关文献资料,简介其医论医说和著作,探究方(药)证辨证思维背后的学术思想和哲学基础;第三章围绕《药征》一书,详解东洞确定药证的逻辑推理方式,从归纳逻辑的视角审视方(药)证辨证体系;第四章从方证和药证的关系入手,探讨东洞由药证构建方证的方法和遵循的原则;第五章从方(药)证辨证方式所具有的思维特点入手,讨论东洞方(药)证辨证方式的利弊以及与辨证论治的互补作用,并结合实例说明后世医家对东洞方(药)证辨证体系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结果第一章:在近代以前我国的本草学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药证雏形,但我国医家并不将对药物适应症的归纳视作研究重点,反因“司外揣内”、“重神轻形”的思维定势而忽略了对外在症状的总结、独注重药物内在作用机理的探求。第二章:“求实”是东洞的医学观。疾医论、方证相对论、万病一毒论是东洞的三大学术思想。东洞由于理论思辨能力不足而混淆了病因和病机的概念,这是其放弃辨证论治方式的重要原因。第三章:东洞在确定药证的过程中自发地运用了探求因果关系的穆勒五法和探求条件属性的条件化归纳逻辑,其欲寻求的药证既是“应用某药有效”的充分条件(必效证)、又是必要条件(必见证)。第四章:东洞方证体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药证的构建,由药证构建方证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若将方剂和方证视作两个集合,药证对应就是两个集合所遵循的映射法则。为保护方剂的系统质特征,东洞采取了“主药原则”和“增损离合原则”。由药证构建方证可弥补方证条文过简的不足,便于类方和类症的鉴别,且对药证的识别可极大地带动方证的辨识。但由药证构建方证亦有一定的局限。第五章:东洞的方(药)证属于经验定律,辨方(药)证论治的方式主要是经验思维。其既具有经验思维和经验的优势、又有不足。其优势由后世医家继承和发展,使东洞的方(药)证辨证体系更趋完善;其不足之处由后世医家引入理论思维来弥补。结论东洞方(药)证辨证体系的严谨性在于其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方式将方证和药证进行相互推导从而试图确定方(药)与症状、体征之间的必然性关系即方证的“主证”和药证的“主治”,并且在这种相互推导过程中东洞十分注重方药的构效关系问题,且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东洞所确立的药证和方证实则是依赖于归纳法而获得的经验定律,它只告知“是什么”,而无法解决“为什么”。我国医家注重的正是“为什么”,即将药性理论和病理学说相结合来阐释方药的作用机理,二者显示出对经验和理论的不同信任度。方(药)证辨证体系的经验性质赋予其与近代科学相似的实证精神,因而更轻易地与近代医学融合。但在本质上,方证中的主证和辨证论治中的病机是内外相应的关系,辨方(药)证论治与辨证论治同属整体层面上的原因疗法。辨方(药)证论治和辨证论治之间的互补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⑴方证有启发、简化和规范辨证论治的作用;⑵辨证论治可为方证的辨析提供基本方向;⑶辨证论治中对病机的把握可找寻到新的方(药)与证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