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化时期,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渗透,妇女的身体状况开始进入国家关注的视野,而后妇女的生理隐私也被纳入基层政府管理的范畴,这对妇女的心理和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假”作为妇女的隐私,为什么在集体化时期要对其进行公示,使其成为村庄的公共事件,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妇女如何上报隐私,干部怎样管理妇女隐私等?是本文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科村在集体化时期的妇女生理隐私公示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国家通过分析妇女的身体和劳动现状,适当的推行妇女“四期”劳动保护。然后由基层干部进行思想发动,通过利益诱导,转变妇女对生理隐私的看法,从而形成隐私公示的共识,为公示的具体执行奠定心理基础。其次,在公示的实践过程中,妇女可以自由、自主的选择是否公示生理期,从而获得相应的权益。而具有灵活性的隐私公示,又在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下愈加规范。最后,不可否认的是妇女生理期隐私公示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妇女自尊意识的觉醒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又制约了妇女隐私公示的发展,使其最终只运行了短暂的时间,却仍保留了其核心价值。经研究发现:妇女隐私公示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隐私界限,使妇女生理期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隐私公示的实质是一种“显露”式交换的行为,它以显露妇女的生理隐私为前提,通过交换的方式保障妇女最迫切的权利——休息权、生命健康权等。这正是集体化时期基层政府为解决生产效益和公民权利保护二元性矛盾的有效手段。妇女积极参与隐私公示的每一个环节,也使得妇女的身份和角色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了“家庭人”到“国家人”的转变。在“显露”式交换中,因为有政治信任的加持,权力和权利能够保持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只不过这种政治信任呈现出“差序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