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作为最主流的再融资方式,其喷井式增长背后爆发的诸多问题导致证监会监管趋严,2017年成为定向增发政策转变的关键节点,定向增发或将告别“无门槛”时代。因为中国的企业有着“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定向增发实际上是大股东操纵的再融资行为,同时,企业也通过定向增发变相地授于经理人期权,而这种期权不需要经理人达到业绩指标,所以在定向增发过程中,企业的管理层具有操纵业绩水平获得满意价格区间的强烈动机,大量研究表明盈余管理是企业操纵业绩的主要手段(Teoh等,1998;Du Charme等,2004;陈小悦等,2000;陆正飞等,2006)。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2012-2017年进行定向增发的A股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两类盈余管理手段深入地研究了定向增发中的盈余管理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并选取2012-2013年参与定向增发的A股企业样本作为子样本研究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带来的经济后果。本文主要从三方面研究此题:1、选取未进行定向增发企业作为控制组样本,和定增企业样本进行差异性分析,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定增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动机;2、研究在定向增发中,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3、研究在定向增发过程中企业采取的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企业后期绩效的影响,从而验证相关理论假说。研究结论表明:1、参与定增的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普遍低于未参与定增的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而应计盈余管理差异不显著,说明企业在定向增发中,为了避免被投资者和监管者识别,普遍具有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利益输送”的动机。2、股份的限售解禁期在一年以上的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为正且显著高于股份限售期在一年以下的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说明增发股份的限售解禁期限会影响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动机,当解禁期在一年以上时,企业具有采用正向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进行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动机并利用正向真实盈余管理传递绩优的积极信号。3、和大多数学者的结论一致,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后期绩效呈反向相关关系,而和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的结果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后期绩效呈正向相关关系,说明正向操纵真实盈余的企业是真正绩优的企业并利用真实盈余管理传递了绩优的积极信号,同时也具备了通过正向盈余管理对企业进行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动机。本文首次研究了增发股票的限售解禁期限对定增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和动机的影响,发现“利益输送”虽然是定增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普遍动机,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这样的动机;增发股份的限售解禁期限长短,也就是股份流动性的强弱会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股份限售解禁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企业具有通过正向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动机;而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经济后果的研究结论表明了,正向真实盈余管理传递了绩优的积极信号,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的定增企业是绩优的企业,并确实存在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动机。因此,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得到的“利益输送”说的结论(章卫东,2010;章卫东,2011;翟进步,2018),笔者认为,“利益输送”动机(Johnson,2000)和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动机(Friedman,2003)虽然对立但却能在资本市场共存。本文对“利益输送”说(Johnson,2000),反向利益输送的“支持”说(Friedman,2003)以及“信号传递”说(Taylor等,2010;Gunny等,2010)均持支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