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金融进行有效结合的模式是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拓展利润空间的产物，也是提升资本运营效率的必然结果。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来，产融结合能够在宏观层面上优化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控效果，也能够在微观层面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20世纪中期开始，伴随着经济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创新化浪潮的兴起，传统产业资本与新兴金融资本的融合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成为在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由于所处的经济阶段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尽相同，各国选取的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美、英依靠发达的资本市场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产融结合模式;日、德选取的是银行主导型的主办银行制与全能银行制;在我国，受相关政策的限制，企业基本沿袭着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进行投资的路径，渗透方式包括了参股金融机构、设立财务公司以及结合为金融控股公司等。　　我国产融结合实践的起步，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政府积极推行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和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众多工商企业纷纷参与到产融结合的实践当中，在获得了利润的同时也支持了主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部分企业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进行违规甚至违法操作，在一定程度上给经济环境和金融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加入WTO之后，我国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得以逐步提高，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各企业集团纷纷借助资本市场进行金融股权投资，系统风险开始被引入到各个企业内部。2003年下半年开始，众多曾经借助投资金融得到过快速发展的产业企业集团相继发生了严重的经营危机，产融结合模式一度被深度冻结。其后，国内资本市场日益完善、金融管制逐步放松，推动产融结合现象于近期再次呈现整体快速上升的态势。在当前新一轮的产融结合热浪中，我国的中央企业由于具备雄厚资金和产业背景的支持，成为了最积极的践行者，触角目前已经遍及金融行业的全链条，初现“财团化”发展趋势。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产融结合行为本身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产业和金融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迅速集聚和扩张所带来的高额回报的背后，隐藏着客观存在的金融市场风险，并且该种风险极有可能会随着产融结合行为传导至产业部门导致其资源与效率的损失，成为使企业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在我国面临着金融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升级双重任务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产融资本一体化的相关问题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虽然众多企业在前赴后继地选择着产融结合战略，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有效性的认识还存在着质疑与分歧。以往的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且大多零散、片面，造成现有的理论分析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企业的实践需要。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非金融类企业为代表的我国上市公司选择产融结合战略对业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论文首先对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与界定，并提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绩效这一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和借鉴已有文献，从交易费用、产业周期、多元化经营、信息不对称以及资源配置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对产融结合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与剖析。论文分别对国内外关于产融结合与绩效评价的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并针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的评述。接下来以时间为主线，回顾并比较了国内外产融结合的产生及发展演进的过程。产融结合存在着两种不同方向的实现路径，虽然目前我国的部分产业集团已初步具备了实施产融结合的条件和能力，但由于我国政府对金融行业实行严格的准入管制，现阶段还是以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进行投资为主。作为对已有的产融结合绩效研究所做出的有益补充，本文在对产融结合行为的发生动机进行分析后指出，虽然在现实中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动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但不外乎是分享金融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间接控制金融牌照、满足企业自身的金融服务需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创造协同价值。此外，央企出于自身的特殊考虑，也存在向金融领域扩张经营范围的动力。理论分析部分还通过对我国产融结合所存在的风险及现阶段的监管状况进行介绍完成了对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再认识，为实证研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　　现实中蓬勃发展的产融结合为对其绩效展开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在对实证研究的思路以及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系统阐述的基础上，以我国产融结合企业的绩效为切入点，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系统的实证量化分析。论文选择了在2001年到2008年间发生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参股金融机构事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选定的财务指标分别确定权重，构建绩效综合得分模型对企业的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分别计算出各年的绩效综合指标值，得出综合绩效在产融结合事件发生前一年至事件发生后两年的变化趋势，并对样本的财务综合指标进行Wilcoxon符号秩检验来分析产融结合是否会对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将产融结合的动因理论与我国企业的产融结合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证结果显示，整体而言，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值在产融结合前后呈现先升后降再升的N型趋势，但只有产融结合事件发生当年呈现了10％的水平下较为明显的业绩增长。结合考察期间一直保持的50％以上的正值比率，产融结合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但综合绩效的提高还需要通过上市公司对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优化。为了避免使用全样本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论文继而分别讨论了不同方式及不同比例的产融结合行为对上市公司绩效造成的影响，并对比总结出产融结合的有效模式和最优程度的经验数据。实证结果显示，参股银行模式能够带来较为显著的正收益，印证了我国现实融资格局中银行是众多企业集团首选的现状;其他方式的产融结合行为都未能对上市公司绩效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参股保险公司模式下的综合绩效更是一直处于负值水平。另外，参股比例低于10％水平的上市公司能够获得一定的正向收益，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期效应，参股比例超过20％的上市公司在考察期内能取得绩效的增加，但样本数量的限制导致结果在统计上未能表现出显著性。　　在前文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得出研究结论，即产业与金融业结合之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高额的行业利润、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并实现协同效应，但是也必须看到，产融结合企业集团内部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且由于目前金融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监管的缺失，存在不少企业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给企业本身和金融市场都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论文还在最后部分为上市公司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并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在未来应该成为大型企业集团进行产融结合的有效手段。　　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有以下创新: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入手，且分析的内容较为流于表面，本文结合我国的实践现状对产融结合的动因及其实现方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将其应用于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次，本文引入分子分析法的思路，选择了多种财务指标计算综合业绩，并引入现金流量指标，使得研究的结论更加客观、全面。最后，论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产融结合事件所带来的动态性影响，得到了最新的且更加接近现实情况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