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表征与反思。本文即以作为背景的现代性、作为思想传统的现代性两个角度入手，说明陀氏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背景中培育出独特的空间观，随之又在这一基础上将之转化为其文本中的空间意象，从而完成对现代性思想的表征和反思的。
　　首先，从整个俄罗斯的现代化历史来看，以彼得大帝改革为始的俄罗斯对现代化的追求所带来的一个鲜明特点便是空间观的改变。彼得大帝对于现代欧洲先进制图术的重视和引进引发了全俄范围内的基于现代大地测量技术的地理考察和测量记录，这一举动直接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空间观。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内在化的空间观的基础上，陀氏完成了对于“内在风景”的发现。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陀氏在其私人信件以及一些文章中对于艺术创作之“形象”提炼原则的论述，说明在空间书写领域，陀氏的现代性空间观乃决定其空间书写之独特性的核心要素。正是在对于空间的内在感知的基础上，陀氏创造出了自己具有对现代性的表征和反思意义的空间书写。
　　基于此，本文以陀氏笔下的彼得堡书写为核心，分析其在这一空间书写中所展现的对空间形式的追求和背后的思想表征。从选址到建设，彼得堡作为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追求现代性的结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正是建基于这一改变并对这一改变进行了回应与反思的空间表征。具体而言，彼得堡作为城市空间的本质决定了其悖论的产生，虽然意在建设全然合乎理性、秩序的征服自然之都城，彼得堡本身却是多种矛盾的结合体。在自然环境上，彼得堡因其选址而饱受自然灾害，这直接危害着居民的生命。同时，由于行政管理、税收制度、文化教育等诸多层面的改革，彼得堡的居民们在忍受自然灾害之余还要几乎全然地抛弃传统生活方式去迎合改革所倡导的欧洲式文明。这一切矛盾使得彼得堡本身不仅是一个表征了现代性追求之理性化、秩序化的载体，更是一个表征了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多维度乃至矛盾性的载体。彼得堡以空间的方式见证并表征了现代性机制本身的悖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书写的意义得以显现，延续着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彼得堡文本同时又对之进行了改变的陀氏笔下的彼得堡空间是对现代性的记录、表征与回应和反思。在陀氏对彼得堡城市空间中所蕴含的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的揭示中，陀氏发现了现代性的悖论。
　　在彼得堡城市空间书写之外，陀氏的自然空间书写也是其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空间表征的一部分。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俄罗斯文化史中，对自然空间的呈现始终与民族性建构、美学建构以及现代性体验息息相关。具体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陀氏首先以上文所论述的内在化的空间感知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其笔下的文学意象。在此基础上，陀氏笔下的自然空间书写成了延续着其在城市空间书写中所表征的精神探索而进行的对救赎之追寻的表征。更重要的是，正如其城市空间的多维一样，其自然空间的书写也呈现出复杂的维度。具体而言，陀氏的自然空间书写乃作家本人在东正教传统与现代性体验之间建构救赎之可能的一种尝试。正是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我们得以对作家本人的反思进行更加丰富的观照。在对陀氏笔下自然空间书写的重新思考下，我们会发现陀氏在表征救赎这一命题上遭遇的现代性困境。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对现代性语境的知晓和对表征信仰之方式的寻求中，陀氏陷入了表征的悖论。
　　最后，本文将视角转向对陀氏在这种表征悖论中所选择的空间书写方式的思考。在这一部分，本文回到第一章对于陀氏与俄罗斯现代性地理学所带来的现代性空间观之关联的论述，说明其文本中对于彼得堡城市空间和俄罗斯自然空间的书写所遵循的完全不同的两种空间书写方式，而这二者间的区别正是陀氏对于现代性地理学所建构的现代性空间感知方式的刻意转化。具体而言，陀氏在遵循现代性地理学的空间感知方式下将彼得堡城市描绘成了地图般精确的空间，而在描绘作为其作品中神圣风景之表征的自然空间时，陀氏却将之描绘成了一种含混、抽象的东正教圣像般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具象的彼得堡乃恐惧的景观，而抽象的自然却带给其笔下的人物所谓“实实在在”的救赎。在这一背景下，陀氏的空间书写对于救赎的表征成为了一种同时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悖论。一方面，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成为了陀氏宗教思想之含混性在空间上的表露，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具体与抽象、精密与含混的对照之间，陀氏完成了对东正教否定神学和静修主义中所提倡的“沉默”的回归，从而以一种类似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部分里沉默的耶稣一样对于神圣的沉默式再现。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说陀氏成为了刻意使用悖论的人，他在自己的空间书写中将悖论作为一种表现的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其本人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的现代语境中神圣呈现之困境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