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是对道德问题的致思,方法是对存在的一种揭示,伦理思想方法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揭示。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种“回归”,不仅是文本学意义上的回归——在深层意义上,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资源,表达对人类共同存在命运的深刻关切。这是本项研究的学术背景。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允许多重学科介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应该允许路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解释道德问题、分析道德状况,是传统研究路径;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伦理学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分析其中蕴含的道德立场、道德价值以及道德元素等,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开拓出的研究路径。本项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重要观点和根本方法的前提下,试图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的范畴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的勾连。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有所差异,突出马克思本人超越旧伦理思想、实现伦理思想方法变革的深刻意蕴;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文本残简断片式的厘清,充分认识到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完善的整体构型。由此,本项研究将伦理思想的“酵母”揉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抟和成血脉相通的新文本,从而生发出道德意义。依循此种路径,经过研究证成:马克思恩格斯对生存论问题予以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人类存在做出应然表达,它存在于公共的、历史的以及时代的语境中。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存在特质、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这需要从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性地领会。本项研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领会及归结,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就西方学界而言,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某种论述,做出了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以及德性论等方面的归结,然而却反对或忽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观;就国内学界而言,或者仅从某个角度、某个侧面进行归结,或者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伦理思想方法,因此虽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却较少运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做出系统性阐释。本项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展开系统性研究,动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将其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研究。并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文本阅读与范畴推演之间的互动,提炼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范畴,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阐释中。随着论文的展开,上述文本阐释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中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有思想方法的建构。具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有“大”“小”方法之分——所谓“大方法”,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活的灵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实践为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论文以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概念对各种伦理思想方法进行统合,从而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大方法”特征。这种“大方法”可谓“三位一体”,譬如“年轮”、“树根”与“树干”之间的生命统一体关系。这种“大方法”交相呼应,渗透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中——伦理乃“人”之“理”,“现实的人”就是在特定历史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和变革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内在扬弃着被各种理性所划分的思想地盘;道德在历史过程中是辩证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对其它方法是承认而又批判的,而最终又是指涉实践的——这种内在超越性,需用“小方法”来合力阐释。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加之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构造出“小方法”。论文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存在着理性方法以及非理性的方法,并且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意在探寻理性主义的非理性根基。在此基础上,论文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方法融合的意蕴。论文还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义务论与功利论的批判继承,从而为义务论与功利论伦理思想方法的综合敞开了可能空间。论文进而提炼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契约论与德性论进行了合理吸收,其中蕴含契约精神与美德元素,从而具有契约论与德性论伦理思想方法互补的意味。最后,论文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中有关个体与共同体的论述,并表明其超越了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两极对立,从而实现二者在伦理思想方法层面的贯通。必需指出的是,上述“小方法”是“大方法”的具体化,两种方法相互参证、相辅相成、互释互动。“大方法”譬如江河之源,理性与非理性方法譬如上游的两大“支流”,中间又经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等支流之汇聚,最后流归于“真正的共同体”之“大海”——即随着人类历史时间不断崭露其样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总之,通过文本综合阐释的研究理路,论文方得以形成。作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嵌入”了各种伦理思想文本,从而将原有的文本结构重构为意符的流动,在“跨文本流动”中展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融合”、“综合”、“互补”以及“贯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源始显现,而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有助于融汇各种伦理思想元素,跳出“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树立从总体上改善人类命运的意识,树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综合观之,论文的创新不是原始资料的创新,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组织架构的创新,阐释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