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延祐二年科举中成长起来的文人，王沂的交游广阔，马祖常、欧阳玄、苏天爵、虞集等人与他皆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同年、同僚群体是激发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沐浴在延祐、天历年间的盛世文风之中，他大力讴歌大元盛世，与友朋诗文酬唱，共同奏出一曲颂圣揄时的赞歌。
　　王沂自幼随父亲王宗仁在江南居官，得到过名儒耆宿的指点提拨。金榜题名之后，他长期在北地为官，还奉诏多次代祀海镇岳渎。他结交的友人既有南方才子，亦有北地儒士，其文风深受南北文化浸润。元代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存的时代，蒙古、色目人心向华风，汉族士人乐与之交，王沂的座师、同年、同僚、门生、朋友中不乏异族人士的身影，与他们的交流令王沂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海纳百川，更具包容性。
　　诗礼传家的弘州王氏门风和王沂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在思想上以儒家为主。但是他与僧人、道士多有往来，其作品不免有道教和佛教的色彩。王沂在国子学、翰林国史院、礼部多年，参与过《宋史》、《辽史》和《金史》的修撰，其史官色彩和史学意识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在散文创作当中。富于儒家之义的序和字说，富于盛世情怀的题名记与代祀记，传达斯文之道的墓志与碑碣文，道家色彩浓重的赋作和山水记皆令人印象深刻。
　　王沂在大都居官时间最长，他结交了虞集、马祖常、苏天爵等馆阁文人，故其诗歌富于儒者之气，更是馆阁文风的代表。他的赠答诗、行旅诗、山水诗、题画诗皆有特色。赠答同年、同僚的诗作既有其个人烙印，也是馆阁盛世文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嵩州同知任上创作伊滨行旅诗，代祀吴岳时期的陕西行旅诗，代祀中镇时的山西行旅诗，扈从天子的上京纪行诗等作品中既有名山大泽、雄关险隘，也有秀丽的山水，既有对自然风景的赞美，亦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文学传播的关注是其行旅诗创作的一大特点，他不仅创作了为数众多的题驿壁诗，甚至以此为媒介与友人互动。
　　王沂关注园林山水，为友人李泂的园亭别业题诗多首，对苏天爵、胡士则的亭堂亦以诗相赠。在园林山水构成的文学世界里，王沂既可以享受避世的快乐，又能够展示其文学力量。他的诗歌擅长挖掘细微之处，对山水描写形神兼备，富有浓郁的色彩美和林泉之心。文人画在宋元时期的兴盛，收藏品鉴名人字画的文人风气令题画诗成为元诗当中极具个性的题材。王沂的题山水画诗浸润着归山之情，题人物画诗将空间与历史结合得恰到好处，题花鸟画诗借物喻人，有强烈的文人色彩。他喜好登山临水，居官外任也好，公务之余也罢，他都喜欢用诗歌记录下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成为他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王沂在文学思想上主张师古尚古，对于时人鄙薄金源诗歌的风气他甚为不满，极力为其正名。他在刘祁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代之文有一代之体”的文学观点，对后世影响颇深。他坚持从地域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用“雅正”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他认为为文贵在自得、自然，对于雕饰破碎的习气嗤之以鼻。
　　关于王沂的生卒年问题和诗文重出问题，学界关注较多。论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王沂卒于至正八年的说法，对其文集《伊滨集》的版本系统进行了归纳梳理，对于一些诗歌的作者归属，论文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