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协同行为型垄断协议不以书面、口头的协议或决议形式客观呈现，因此协同行为的认定问题对于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国认定协同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后者将协同行为定义为“经营者之间虽未明确订立协议或者决定，但实质上存在协调一致的行为”，同时规定认定协同行为应考察四个因素，分别是经营者市场行为的一致性、经营者间的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流、经营者对行为一致性的合理解释以及相关市场的情况。迄今为止，我国反垄断执法及司法实践中有关认定协同行为的案件仅十四宗。分析这些案例发现，我国虽初步确立了协同行为的认定规则，但明显表现出滞后性与模糊性。我国在认定协同行为方面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认定方法，二是认定标准。美国和欧盟在这方面的经验启示是应区分各因素在认定协同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强调沟通是认定协同行为的基础，同时要合理运用推定规则以提高认定协同行为的效率。我国应当借鉴美欧的经验，即区分各因素的作用，将经营者间的意思联络或信息交流作为基础性因素，经营者一致的市场行为、对行为一致性的合理解释以及相关市场的情况是辅助性因素。此外，应确定基础性因素和辅助性因素的认定标准，明确协同合意的推定标准。为避免出现过度威慑，应当严格限定通过基础性因素直接推定经营者间达成协同合意，充分考察案件中的辅助性因素以便科学和合理地认定协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