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当今时代越来越重要。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网络中的个人信息,当今时代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网络存储的无限性与永久性,使整个世界成为了永久记忆模式,信息主体曾经发布的或存储的个人信息被互联网默认保存,第三人可以在未来的任何时间在互联网中搜索到。这类信息可能会导致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可能会对信息主体今后的生活安宁带来影响,也可能是信息主体个人私密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在无意中伤害了其人格利益,这些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随时被任何人翻出来,对信息主体造成二次伤害。在此背景下产生了被遗忘权。被遗忘权是一项新兴的民事权利。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针对发布在网络上,与自身相关的不适当的、过时的,会导致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这些信息给信息主体的名誉声誉等人性尊严造成了影响与困扰,而有权请求相关的信息控制者删除该信息的权利。被遗忘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人格权和个人信息权的范畴。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是自然人,对未成年人的被遗忘权给予特殊保护,对公众人物的被遗忘权的保护予以严格限制,法人和其他组织不适用于被遗忘权。被遗忘权的客体是对信息主体要求删除的相关个人信息的要求履行删除义务的数据控制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一切数据控制者。在被遗忘权与其他民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上。被遗忘权与隐私权之间存在部分联系,但应当区分被遗忘权与隐私权,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即被遗忘权与隐私权在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上都存在着差异。此外,当被遗忘权的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即被遗忘权的行使不得与公众知情权与言论自由相违背。被遗忘权属于个人信息权的范畴,二者关系密切,但相比个人信息权,被遗忘权的保护又有着其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被遗忘权与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其他人格权也存在着权利客体相竞合的关系。我国是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在当今网络时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被遗忘权的实践案例。国内“被遗忘权第一案”的判决,为我国今后相关的法律保护构建了法律裁判样本,也为被遗忘权的今后的司法实务提供了裁判标准。然而我国被遗忘权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确立被遗忘权存在必要性和可行性。被遗忘权的制定不仅符合AI时代背景下对人格利益提出的高要求,也符合世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趋势;此外,我国部分网络运营服务巨头在实践中践行了被遗忘权,我国现行立法也为被遗忘权的确立留下了空间。欧盟的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都在推动着被遗忘权的建立。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构建到冈萨雷斯案的宣判,最终在欧盟制定并施行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欧盟确立了“删除权(被遗忘权)”,对被遗忘权的法律属性,主体,客体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橡皮擦法案”来保护公民的被遗忘权,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法案,义务主体以相关社交网站和运营商为主。此外,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也十分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推进被遗忘权的立法,为我国被遗忘权的本土化带来了启示与借鉴。因此,被遗忘权的法制保护,可从三个层面进行我国的本土化的构建。分别是民法一般法层面、民法特殊法层面和行业规范层面。民法一般法层面包括在《民法总则》的具体民事权利中增加被遗忘权,以及在出台的《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中以单独的法律形式确立被遗忘权的主体、适用范围、程序以及限制情形;在民法特殊法层面,在《侵权责任法》中构建被遗忘权,确立具体的归责原则、侵权构成要件以及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被遗忘权的具体操作以及保障实施的方法进行详细的规定;行业规范层面,要制定互联网行业规则,推进互联网行业自律,为网络个人信息设置相应的存储期限。被遗忘权蕴含的人格利益体现着自由、尊严、公平这些朴素的自然法价值,在尊重信息自主,维护人性尊严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引入被遗忘权,在我国民事法律层面构建被遗忘权保护的体系,以期更好的保护我国公民的人格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