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是一国与他国进行贸易时的交换比例,其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获取贸易利益大小的指标,主要分为四种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双要素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的变化不仅可以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多少,还可以反映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果忽视贸易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可能陷入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泥沼。因此,经济体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密切关注,这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健康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国际贸易也成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浙江是我国东部较发达的开放大省,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浙江进出口在全国名列第四位,一般贸易出口为全国第一,“浙江制造”也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因此,对浙江贸易条件的具体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论文共分六部分,运用国际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对浙江各类贸易条件进行计算和分析,全面描述了浙江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文章第一部分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提出问题,指出选题的现实背景、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其次是国内外关于贸易条件研究的文献综述,再次是研究思路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是整个研究的理论前提,主要是对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相关理论的综述。通过考察各种贸易条件指数和贸易利益的相关关系,可以得出价格贸易条件在与收入贸易条件相结合时,可以反映某一“交换效率”下的静态贸易利益变动状况,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相结合能够全面反映静态贸易利益,而要素贸易条件的优劣反映了一国生产专业化利益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所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各种不同因素推动的经济增长对一国贸易条件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型态。另外,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化也对其贸易条件有明显影响。第三、四、五部分是整个研究的主体。第三部分主要是对浙江总体贸易条件和分类贸易条件变动的实证研究,根据世界海关组织指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各类商品的税目编码,依照最大可能性原则,分别选取132种主要进口商品和128种主要出口商品1995—2005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以1995年为基期,采用拉氏指数公式计算得到浙江各类历年贸易条件变动趋势。总体贸易条件形式的选择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等,同时还考虑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制成品贸易条件、农产品贸易条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等分类指标,并且运用H-P滤波的方法分析了贸易条件的波动性。第四部分采用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贸易条件变动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察,选取的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名义汇率、国内市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人均消费、就业、研发投入、实际收入、私人储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研究结果表明,名义汇率对浙江收入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浙江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研发投入对其收入贸易条件影响较小。第五部分对浙江“贫困化增长”的可能进行实证分析。从“贫困化增长”的四个前提条件、贸易条件变动和外贸国际竞争力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浙江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认为目前浙江尚未出现所谓的“贫困化增长”现象。第六部分则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得到基本结论如下:浙江总体价格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95年迅速上升,在1998年后回落,此后大体保持平稳增长趋势。浙江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主要是因为进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大于出口价格指数的下降幅度;浙江出口数量指数在1996年和1997年两年略有降低,此后迅速攀升,因此,浙江的收入贸易条件上升趋势比较明显;浙江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一直处于改善状态;浙江对美国和日本的双要素贸易条件总体优势明显。浙江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只有1998年有所改善,此外一直处在恶化状态中;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从1995年开始明显改善,2001年后一直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也同样表现出了两阶段特征:1996年到2000年改善幅度较大,从2001年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浙江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总体来看呈现改善趋势,除1996年稍有恶化,总体上仍是以2001年为分界点。整体上看,浙江分类价格贸易条件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了较大转折,前后贸易条件指数的差距较大。其中,中国入世对浙江工业制成品以及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影响较为显著,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表现出一定的波动之后呈现明显改善的势头。浙江初级产品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波动比较明显,总体呈现改善趋势;浙江工业制成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从1996年到2000年上升速度非常迅猛,2001年后有一定下降;2001年以后浙江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制成品收入贸易条件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说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浙江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贸易有明显促进作用;受到价格因素波动的影响,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相对于各种分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而言,分类收入贸易条件入世前后的波动并没有十分剧烈,说明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对浙江对外贸易的不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浙江工业制成品的单要素贸易条件波动比较明显,总体呈现改善趋势;浙江与美国工业制成品双要素贸易条件也是在1998年前后有比较明显的转折,但整体仍然呈现改善趋势;而浙江与日本工业制成品双要素贸易条件同样以1998年为转折点,整体呈现显著改善趋势。总体看来,初级产品和农产品贸易对浙江贸易条件的改善贡献有限,并且在价格贸易条件方面出现了长期恶化的现象。从这一角度来看,浙江符合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中出现恶化的经验。另一方面,工业制成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的显著改善是浙江总体贸易条件改善的主要来源。相对而言,工业制成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的扩张是贸易条件大幅度改善的最主要因素。通过对浙江价格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和波动性分析来看,亚洲金融危机是浙江对外贸易由急速膨胀到平稳增长的转折点。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确实显著影响了浙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而且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工业制成品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的波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相对贡献较小。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出口数量扩张方面,传统认为的价格优势并不十分明显。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名义汇率对浙江的收入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促进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研发投入对收入贸易条件影响较小。从“贫困化增长”的四个前提条件、贸易条件变动和外贸国际竞争力等几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浙江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目前浙江尚未出现所谓的“贫困化增长”现象。通过对浙江贸易条件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验证贫困化增长出现的可能性,可以更好地指出浙江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浙江设计和推行更为合理、有效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提供必要的借鉴,促使浙江的对外贸易健康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