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某虚假承诺收受索取财物案中,崔某作为一名监狱民警,为帮服刑犯李某非法办理保外就医,收受索取李某财物,但并未帮其办理成功,在后续行为中未实际为李某谋取利益却仍然多次以打点关系为由,向其索要财物。对于崔某行为性质的认定,司法实务中有受贿罪、诈骗罪、受贿罪与诈骗罪两罪说三种观点。从案情看,崔某作为监狱民警在对罪犯的日常管理中,利用自己狱警的职权职务关系所带来的便利条件,故意对李某疏忽管理,并主动将通讯工具借与李某使用。该行为中崔某利用了自己本身职权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崔某向李某表示自己可以为其办理保外就医,并在后期安排李某外出就医,开具可以让其保外就医的“病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最终未成功为李某办理保外就医,但是其在收受李某财物时向李某承诺自己可以为其办理保外就医,虽然保外就医“流产”后崔某没有继续操办该事,前期崔某还是为李某的保外就医作出了实际的行动,虽未最终成功,但仍然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为在收受型受贿犯罪中,需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索取型的受贿犯罪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最低要求是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且该承诺的真实性与否也不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因此即便崔某虚假承诺可以为李某办理保外就医,也不影响其受贿行为的实质。在后续的“借款”行为中,其中部分出具了借条,部分没有出具借条,但是其均不具备合法借贷关系。首先,崔某的“借款”行为没有与李某约定还款期限、利息等基本信息;其次,崔某的职权身份和李某的身份之间具有敏感性,二者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且崔某都是在向李某透露运作保外就医需要打点关系等信息后向其提出借款要求,崔某作为借款人,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出借人李某谋取利益,虽然表面是借款,实际上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地位关系向李某索要财物,属于形借实贿的犯罪行为。因此崔某的“借款”行为并不符合合法民事借款的构成条件,属于“以借为名”的受贿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