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对权利滥用的有效规制一直都是学者孜孜以求的研究目标。滥用行政诉权发轫于民法中的滥用诉权理论,其背后蕴藏的是既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有法制规范的不完善。我国有关滥用行政诉权的理论起步较晚,2015年为了加强对公民诉权的保护,降低其表达诉求的司法门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国开始实行立案登记制,虽然给公民的诉讼权利保障带来一系列成果,但也导致实践中滥用行政诉权的问题不断凸显,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以下简称“陆红霞案”）后,有关行政滥诉的探讨达到了高潮。理论研究的先天缺陷和相关法律规制的不足,导致实践中滥用行政诉权的司法案件逐年增加,不仅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审判的工作压力,还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因此亟需对滥用行政诉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构建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的法律规制措施。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主要对滥用行政诉权的进行概述,分别从滥用行政诉权的基本理论和规制必要性阐述:基本理论上,首先规制滥用行政诉权存在理论基础,即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它属于权利滥用在行政诉讼方面的具化,权利滥用在判定上包括权利人的意思鉴别、行为鉴别、利益鉴别、目的鉴别四个方面。其次从行政诉权的含义入手界定滥用行政诉权的概念,最后是构成学说的选择,存在两要件构成说和四要件构成说两种学说,综合比较来看,本文采用四要件构成说作为滥用行政诉权的认定标准。第二部分阐述了当前规制滥用行政诉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通过对实践中相关的司法判例进行分析,主要从数量、案由、类型三个方面描述,可以看出我国滥用行政诉权案件自2015年开始数量逐渐增多,表现为重复起诉、无理缠诉、恶意诉讼、滥用程序性权利四种情形;其次对当前滥用行政诉权的问题进行探讨,阐述当前的现实困境,当前没有明确的滥用行政诉权的法律规定,其构成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制的惩戒力度不足,多元化的争议化解纠纷机制不完善。第三部分是针对我国目前规制滥用行政诉权的问题,提出的完善措施。要完善滥用行政诉权的法律程序,明确认定的原则、认定的主体和救济的途径;要明确滥用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以四要件构成为认定标准;构建滥用行政诉权的事前预防机制和事后惩戒机制,在事前预防中,完善多元化纠纷争议解决机制,诉前签署诚信诉讼承诺书,在事后惩戒中,完善经济惩戒和建立滥用行政诉权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