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品类型法定、没有邻接权制度的国家,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低;作品类型相对开放、邻接权客体类型也相对开放的国家,对作品的独创性要求高。在这两种情况下,文化产品基本都能得到保护。我国目前兼采作品类型法定、独创性要求高和狭义邻接权客体说,这与当下文化产业发展势头颇不协调,更导致很多文化产品无所适从。新著作权法于2020年11月11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新法开放了作品类型,在解决了很多实践问题的同时,也会引起新困惑,需要邻接权制度做出回应。单独讨论某个或某几个新兴文化产品如何得到法律保护的讨论很多,保护路径基本在于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法。尽管较多的讨论最终将保障方法落到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上,但综合归纳邻接权制度为何能够囊括新兴文化产品的文章较少。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是法律关系的三大支柱,而本文的创新点就在于,尝试着用一般条款去扩充邻接权的权利客体,给这些没有确定归宿的文化产品一个相对稳定的庇护。本文第一部分是邻接权的历史,不仅以纵向邻接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展开,还从横向上将作者权体系与版权体系进行对比,主要是为了阐明作者权体系将邻接权独立于狭义著作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是我国邻接权制度需要在客体类型上加以扩张的具体展开。本部分先从哲学上的客体为引,继而探索法律关系客体、知识产权客体、邻接权客体的含义。随后具体分析目前实践中很多文化产品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情况和其成因,具体包括数据库、照片、临摹品等。最后,基于讨论狭义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关系,对比其他部门法、国外司法实践,阐述我国邻接权客体扩张的可行性。第三部分介绍了邻接权客体扩张的两种方法,分别是遵循知识产权法定主义的传统和设立邻接权客体一般标准。由于遵循法定主义不可避免显得死板,本文倾向于设立一般条款,并尝试着从无独创性、与作品或作品相近信息相关、传播、非创作性投入四个角度对邻接权客体的内涵进行框定。邻接权设置在狭义著作权之外,是额外的、具有拓展性质的权利。这两种权利之间不只有不可跨越的界线,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邻接权客体的扩张,既能克服广义著作权制度的缺点,也是对社会发展的回应。